当美国散户阻击华尔街空头行将溃败之际,韩国散户还坚挺着。在韩国,散户与空头的博弈,注定是场持久战。
在1月底的周末,韩国股民联盟(the Korea Stockholders Alliance)租用了一辆巴士往返于首尔的金融街所在地汝矣岛和地标光华门,向做空者“宣战”。他们视自己为WallstreetBets散户的兄弟,称自己为K-streetbets,旨在通过“巴士运动”(the Bus Campaign),要求政府将做空禁令永久化。
这些散户在一辆印有卡通图案的巴士上,挥舞着类似于“我讨厌卖空”的标语,甚至呼喊口号要求监管股市的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员会”)“解散”。
据韩媒报道,这辆巴士从2月1日起,每天将在首尔开行1小时,途经的路线包括总统办公室和住所、金融委员会大楼、位于金融区的国民议会等地。这一“抗议”行动将持续至3月15日。
去年3月,为防止股市在疫情期间出现剧烈波动,韩国政府对股市实施做空禁令,为期6个月。去年9月,韩国政府又将做空禁令延长至今年3月中旬。
2月3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股市的做空禁令将延长一个半月到5月2日,即5月3日起,仅允许卖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00(KOSPI200)、科斯达克指数150(KOSDAQ150)的成份股。而这无法满足散户们希望做空禁令永久化的诉求。
熟悉韩国市场的资本分析师金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韩国散户投资者们的这次抗议活动,可以理解为是长期以来对金融当局在制度制定上优柔寡断的不满的爆发。
“长期以来,韩国散户投资者对做空行为就有种比较深的不信任和不满的情绪,而且多年来韩国的非法做空行为几乎没有被实际处罚的例子。唯一的一次是在2018年,当时的处罚也仅限于罚款而已。”她说道,“因此,对于金融当局的这种不透明、不彻底、不坚决的应对,散户投资者们早已心存不满。”
纠正做空行为弊病
2020年12月,政府为加强对非法做空行为的处罚力度修订了“资本市场法”,也表示会进一步改善做空制度。金伶表示,“但这并未能熄灭散户投资者对制度不健全的不满。毕竟在去年禁令期间,其实有部分券商的做空交易破例获得允许。”
尽管去年疫情期间,为防股市波动,多国出台做空禁令,但随着疫情的好转已陆续取消。本月,印尼将解除股市的做空禁令,这就意味着韩国将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中对做空行径实施限制的“一棵独苗”。
金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年初以来政府内部就这一问题的反复博弈,让广大散户投资者越发觉得自己的利益可能难以得到保障,再加上近期美国“游戏驿站”( GameStop,GME:NASDAQ)事件的升级,直接和间接地加重了韩国散户投资者对金融当局在制度制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立场的不满。
他们认为,如果做空禁令被取消,那么最终受损的就是广大散户投资者。
在韩国,约700万小型散户投资者的每日的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在KOSPI的交易比重占65%~70%、KOSDAQ占85%~90%。去年疫情以来,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2020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从2175.17点一路上涨到2873.47点,涨幅高达32.1%。
2021年开市之后,韩国股市火热态势依旧不减,截至2月3日中午,年初至今涨幅为8.3%左右。
韩国证券金融公司(KSFC)的数据显示,2020年,散户的卖空交易规模约为1万亿韩元(约合58亿元人民币),仅占外国投资者(65万亿韩元)和机构投资者(37万亿韩元)交易总额(1.03万亿韩元)的1.1%。散户投资者借入的股票总额被限制在230亿韩元左右,仅为外国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份额(67万亿韩元)的千分之一。
“由于韩国的金融状况和市场运作现在已经稳定,恢复做空的条件已经具备。这将改善韩国金融市场的运作,也有助于增加投资者对风险的敏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在1月底做出上述评估。
但韩国散户并不买账。目前已有超过20.6万韩国人对一份互联网上的请愿文点赞表示支持,建议总统文在寅永久废除做空制度——由于突破了20万人的请愿门槛,迫使文在寅做出了正式回应。民调机构Realmeter在1月底针对500位18岁以上的韩国民众所做的民调显示,60.4%的受访者不赞成取消做空禁令,支持取消的仅有24%。
韩国股民联盟首席执行官郑义贞(Jung Eui-jung)认为,恢复做空不利于股票上涨,令他们在与大型投资者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甚至引用美国前政要的言论称,“卖空者是韩国的邪恶轴心”。
IMF也关注到了韩国民间的动向,表示:“从我们(与韩国政府官员)的讨论和对话中,我们确实理解韩国对做空机制和对散户保护的担忧。保护散户以及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非常重要。但基于这些理由完全禁止做空,是解决这种担忧的一个非常生硬的方法。就市场效率而言,这可能会导致更多不利的影响。”
对此,韩国总理丁世均回应道,韩国应先改善股票做空机制,然后再恢复该机制。
韩国财政部副部长金永邦(Kim Yong-beom)在2月2日表示,韩国政府正密切关注这些散户从众行为可能导致的股市异动,“未来在电子交易环境中,诸如GME事件会频繁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事件的后果。”
根据韩国现行的交易制度,发生非法做空时基本只追究当事人,而相关券商并不负任何责任。
“如果明知现行制度上存在这种漏洞,还要强行重启做空制度的话,金融当局就该受到批判。”金伶认为,“目前散户们最大的不满是,即使发生了非法做空也很难揭发,因为目前做空交易并不是电子系统化的,而是以手记方式记录的,就是说它是可以事后人为修改的,而在是否可以电子系统化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及机构似乎并没有推进的意愿。”
金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韩国股民联盟反对在没有明确的法规修订的前提下讨论取消禁令,主张应该将禁令延长一年后再讨论是否取消,“此次反对的目的是纠正做空行为的弊病,保护700万散户投资者的利益。”
左右大选?
在美国,被做空的GME和AMC娱乐控股公司成为了散户们捍卫的对象。而在韩国,那些一度被做空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是这些散户们的宠儿。
韩国股民联盟此前表示,如果禁令被取消,将涌入市值约合418.7亿美元的生物仿制药制造商Celltrion和市值约为44.4亿美元的HLB公司,后者的抗癌药物管道使其股票在2019年飙升770%。
韩国资本市场研究所(Korea Capital Market Institute)研究员李孝燮(Lee Hyo-Seob)评论称,“一些韩国人不了解卖空的机制,只是不认同这种做法(卖出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对内幕交易或通过卖空行为操纵股市的机构投资者的罚款力度太轻,也会无济于事。”
尽管卖空以市场下跌获利,给人“以他人的损失获利”的负面印象,但卖空股票等资产仍有正面意义。比如,有助于提早找出经营作假夸大的企业、使过高的市场价格更快回归合理水平,避免因泡沫破灭而蒸发更多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1年,韩国政坛重要的选举将接踵而至。
而做空禁令颁布以来,受益于韩国央行创纪录的低利率,以及政府因疫情出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这些散户从去年起已在韩国股市大赚一笔。而他们多是执政党以及文在寅政府的支持者。韩媒认为,如果执政党在4月的地方市长选举中赢得关键性的胜利,那么这一趋势还会继续。
金伶表示,去年3月金融委员会决定禁止做空主要是为了控制疫情发生后股市流动性增加所带来的风险,在当时情况下应该说是合理的决策。“进入今年,在4月地方选举和明年大选临近的情况下,金融委员会的决策中也不得不夹杂着一些政治因素。政界不可能无视700万散户投资者的影响力,而金融委员会的高管们又不得不对政界察言观色,毕竟也涉及他们将来的命运。这也是近期金融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们非常低调谨慎的原因。”她说道。
“执政党和监管机构必须考虑地方选举中选民的情绪,以及明年即将到来的大选。”一位政府官员表示,“短期来看,做空禁令的延长有助于维护当前投资者的积极情绪,同时也利于资本流入股市。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是个很好的决定。”
在金伶看来,对韩国政府而言,能否以正规且切实的法律手段来有效遏制非法做空行为,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