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UNCTAD)近日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2020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减少了42%,投资水平创下近30年来的新低。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恢复跨境投资?
世界经济论坛以线上方式举行的“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刚刚落下帷幕。在为期四天的议程中,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政商界和社会组织领导人,就“把握关键之年,重建各方信任”的主题深入交流,探讨了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环境、社会、技术等全球挑战,寻求合作抗疫和推动复苏的方案。
在1月29日主题为“重新调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小组讨论会上,全球创新基金首席执行官泽婉(Alix Zwane)认为,尽管在短期内我们看到的是FDI活动的下降,但实际上国际投资和贸易流动的需求是很强的。为了促进建立可持续的FDI体系,我们需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测算,并做好应对措施。
根据UNCTAD的报告,中国疫后的经济恢复十分迅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收国。中化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宁高宁称,中国近年来几乎成为当今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家。中国一直在对自由贸易和FDI表示欢迎,同时中国的经济复苏也更好、更快,这是资本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原因。
“在新冠大流行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有一些调整或迁移到低成本的其他东南亚国家。但渐渐地,这些国家的投资又回到了中国,中国的高科技和开放的市场,正吸引着这些投资。这是市场本身提供了发展机会,是一个公司驱动的过程。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并欢迎投资和公司发展。”宁高宁说。
FDI带来的三大结构性挑战
法国商务投资署主席、国际投资大使卡尼(Pascal Cagni)认为:“从本质上讲,如果要重新考虑外国直接投资,需要清楚你是否要保护本国经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将法国列为欧洲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非常专注于让国家和公司在受到最小损害的情况下欢迎FDI,从而确保我们挺过这场危机。”
卡尼表示,在法国,总人口的10%与国际投资直接相关,国际投资占据了法国20%的研发费用和30%的出口。“FDI本质上对我们是一件好事,让投资来到法国并尽可能地欢迎它们,这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走向失败并失去财富。”他称。
泽婉表示,尽管FDI在极短期内有所下降,但事实上,全球可持续融资的潜在资金池正在增加。只是出于一些结构性的原因,FDI难以到达最需要这些投资的市场。泽婉提出三大结构性挑战:一是我们如何衡量FDI的影响,从而思考我们愿意承担的风险;二是如何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进行结构性投资管理风险;三是如何结合金融优惠和更多的商业资本以及混合交易,并证明这是行得通的。
“如果你认真严谨地衡量投资的影响,那么我们创建的投资就会容忍金融风险,从而追求社会价值。我们可以仔细考虑如何补贴商业资本,让商业资本更早地挤进这些将因缺乏FDI而受到影响的市场,我们可以真正帮助资本不再做旁观者,而是进入这场棋局、推动复苏,并夺回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因新冠大流行而失去的所有收益。”泽婉称。
要建立起合理的、透明的政策机制
卡尼说,在目前充满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关闭边境、固步自封,而是要建立起合理的、透明的政策机制,把共同合作的基础条约清晰化,最近欧盟推出的《数字市场》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欧洲,我们的储蓄水平现在非常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钱,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聚焦在创新投资上面。我们不应该容忍每5欧元中就有1欧元存在银行里,或者只用于在房地产的金融世界里制造泡沫。我们应该把钱投入到好的公司里。”卡尼补充道。
芬兰发展合作与对外贸易部长斯金纳里(Ville Skinnari)则表示,在促进FDI方面,以芬兰和欧盟的发展经验来看,贸易条约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目前全球出现了对于全球贸易组织的批评,但是清晰的贸易协定和条约依然是促进全球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泽婉称,我们应该为那些有耐心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金融工具提供资本,以支持重建市场。在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和那些希望资金流动增加的地域时,如果我们要实现“不让一个国家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想办法帮助调动国内资源,加快投资和外部流动。
“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之一。我们看到,经合组织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机构,正在增加其预算规模和在双边援助中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如何为这些发展基金创造正确的激励措施,以提高能源等传统部门以外的公共服务质量。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发展筹资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思考如何加快和提高各部门的公共服务质量。我说的不仅是能源部门,还包括水利和公共卫生部门,甚至是农业部门,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混合资本的创造性方法,从而加快欠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质量。”泽婉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