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杀马特：夸张发型是流水线青年的避风港

在很多人眼中，杀马特弄着五颜六色的长发，夸张浓烈的造型，约等于乡村非主流，“土”和“低俗”。在社交网络上，杀马特是被嘲笑、讥讽的对象。

2013年，杀马特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最近，他们又通过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重新被看见。这一次，人们看见的不只是缤纷的头发，还有头发背后无法言说的孤独与悲凉。

纪录片导演、艺术家李一凡2017年开始拍摄杀马特，辗转深圳、广州等地，完成了70多位杀马特的采访。拍摄期间，他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的方式，收集了900多段工厂流水线和工人生活视频，完成了《杀马特我爱你》。

一个被误解、被遮蔽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有的已经剪去长发，有的还固执地留着紫色、橘色的头发。他们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多是关于留守乡村的孤独童年、早年失学的少年时代和流水线上的枯燥时光，他们的记忆里有面目模糊的父亲母亲，把他们养大的爷爷奶奶。

“我知道他们的生命经历非常贫乏，肯定比不上他们的头发好看。”李一凡说。

流水线上的青春

在“一席”演讲时，李一凡将杀马特定义为“对消费主义景观的反抗”，如同朋克、嬉皮士一样，杀马特是一种审美自觉。

李一凡想要拍杀马特的愿望持续多年，却在接近杀马特群体的时候遭遇了重重阻碍。一开始，他以为是年龄的问题，后来才发现，进入杀马特圈子需要严格审核。“他们的群分两种，一个审核群，一个正式群。审核群我们就进不去，你需要有杀马特的发型，还要有杀马特的审美”。

通过朋友引荐，他结识了“杀马特”一词的创造者罗福兴。准确来说，罗福兴所创始的杀马特家族，是和葬爱家族、残血家族等家族一样的非主流网络家族。罗福兴在网络杀马特家族中很有号召力，但现实中却是一个宅男，和线下的杀马特成员并没有多少接触。因此，尽管有罗福兴的牵头，找到杀马特、采访和拍摄他们，依然困难重重。

在东莞石排镇的金丰溜冰场上，李一凡见到了真正的杀马特青年。在看到他们那么自如、那么骄傲、那么忘我的状态时，李一凡意识到，以前对杀马特的理解是错的。李一凡在采访拍摄中发现，杀马特群体都是90后农民工，而且都是农民工二代，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绝大部分人初次进厂打工的年龄在14岁左右，更小的只有12岁。

他们的头发遮住眼帘，背后是一张张稚嫩的脸，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年纪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工。一个女生说，当时她除了打工，什么都不会。休息的时候就看一整天电视，“我不需要和外界接触，也不会用银行卡，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我就像文盲一样”。

没有经历过成长就直接遭遇社会化，这些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孩子往往单纯、朴素，或多或少都有过被骗的经历。回家的路上，网名叫“冷云”的少年遇到小姐姐问他借钱，说过几天就会还。他相信了她，借给她一两千块钱之后就被拉黑，对方留下的号码也都是假的。13岁出门打工的韩亚杰，原本打算领取七八千元的工资和女友回家结婚，可是黑心工头最后只给他结算29块钱，“现在那个女孩应该都结婚了”。

杀马特的外表是一种保护机制，通过改造自己的方式，给少年们带来安全感。这种旁人视为异类的造型会有一种“不好欺负”的感觉。如今在广西百色一家发廊打工的Lisa，回忆起当年为什么打扮成杀马特的原因时说，“把外表打扮得很强硬，就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会让人觉得很脆弱，容易被欺负，那种感觉太孤独了”。她曾梦想自己的婚礼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常规的形式，一种是杀马特式的。

罗福兴也曾是留守儿童，16岁出门打工，他是这样理解杀马特群体的：“有的时候，头发给人勇气，从形象上给人以震慑。在人们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的形象。我觉得坏孩子就是不会被欺负，自己有时候也想成为坏孩子，那首先就要打扮成这样。”

同类的抱团取暖

杀马特的造型能够给人以存在感，让原本孤独、寂寞的生活变得温暖起来。对他们来说，网上最温暖的地方就是QQ群，帮助他们从压抑的工厂获得暂时的精神解脱，去幻想一些美好。

13岁就离家打工的影儿记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存在感，工厂流水线上的生活太孤单了，但是玩杀马特就会有人关心，“他们会跟你说，玩这个没前途，你得到一种关心和关爱。你打扮成不正常的样子，别人会关心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经历了不开心的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给头发做造型，去溜冰、喝酒、逛公园几乎就是杀马特全部的娱乐生活。他们真正热爱自己的造型，觉得这是时尚的。阿保说，不搞这个头发，就找不到女朋友。自从弄了杀马特发型，安晓惠每次去溜冰都会有很多人主动找她聊天，有一次她没有弄发型，“就想看看他们是认识我这个人，还是认识我的头发”，结果没有一个人来找她，他们都不认识她了。

杀马特把发型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宁可失业也要保留自己的发型。但很多工厂并不招收杀马特发型的人，都要求把头发弄“正常”再来面试，因此他们为了头发坚持不去排斥杀马特的工厂，而代价是失业、欺骗和饥饿。

安晓惠记得，当时有保安跟他们说，他们的发型会把厂里年纪大的人吓出心脏病。为了保留杀马特的发型，安晓惠和姐姐一度不上班，最后极度饥饿，她们向路人要钱买了十个馒头，吃了一星期，甚至去捡别人不要的甘蔗尾巴吃，“实在是饿得受不了”。

罗福兴说，杀马特是避风港，世外桃源，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农村孩子在工厂没有上升空间，但在杀马特的虚拟世界或许还有上升空间，尽管这种快乐是虚幻的，“杀马特只能玩发型，他们没法玩车子、房子。”

2013年，一个个杀马特群解散。2015年快手兴起，杀马特视频开始流行，一些人辞去了工厂的工作，每天直播，一整天在镜头前跳舞，直到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别人看我们像神经病，但是我们装疯卖傻逗他们开心，也挺好。”后来，快手被整治，他们搜不到自己的ID了，官方的回复是他们在广场上跳舞影响社会治安，直播大号也被取缔了，很多人相继走散。

如今走在城市里，罗福兴很少抬头看一栋高楼。“比方说一年赚4万，打工20年，在这里也消费不起，甚至待在这里的话都有种活不长的感觉。看一下那个楼好高，所以我都很少这样，抬头去看一栋楼的。”

在《杀马特我爱你》中，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杀马特少年、青年们，还有城市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李一凡一直关注城乡关系的变化，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的内心也变得越发柔软，他看到这些少年出来打工时的稚嫩脸庞觉得特别震惊。

李一凡觉得，有时候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却被认为是异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不是一场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