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一件幸事——专访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经济学家常清

本报记者 张志伟 王宁

他的大半生为期货市场而奔波，他被称为期货市场的“教父”，他就是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经济学家常清。同时，他还从事期货教育工作，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直秉承理论结合实际的理念，担任金鹏期货董事长。

常清的大半生，可以说是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期货市场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和试点方案设计者，常清见证了我国期货市场坎坷而又光辉的发展历程。他在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故事？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常清感叹道：“期货市场自诞生起便背负起了价格改革双轨合一的历史重任，为我国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价格改革的历史任务，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力量。放眼当前，期货市场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正在逐步国际化，朝着世界定价中心的目标前进。”

推进期货市场研究

和制度设计

1985年，常清研究生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从事价格改革工作，彼时价格改革刚刚开始，处于双轨制改革的过渡阶段。当时对于价格改革所引发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理论界对于“双轨制”价格信号提出质疑，价格改革向何处去？是进还是退？这些都是当时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

为了实现国内统一市场价格体系的改革目标，当时的中青年理论改革者们都抱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态度，全力进行多方位的应用性研究。常清也投入到了创立中国期货市场这一事业中。

今年是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也是常清进入期货市场的第30个年头。

如今已入花甲之年，回忆过往，常清对自己能够亲身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和组建深感自豪，也由衷地期待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成为国际性的定价中心，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常清向记者讲起与期货市场的机缘，“如何形成市场价格？”成为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有一个世纪之问：什么是市场价格？这个问题的背景与1984年10月份十二届三中全会密切相关，会议确立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在当时的中国，全面放开价格有很大风险，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增量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存量的计划价格，即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是一项有益的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与总体增量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让改革设计者们始料不及的问题。

常清表示，当时的问题有多个方面，首先就是由于供给短缺造成的市场价格猛涨，整个社会物价上涨幅度前所未有；二是流通异常混乱；三是双轨制带来的市场秩序混乱；四是产生了“计划内到计划外”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什么是市场价格？理论界有许多文章认为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形成，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事实证明：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价格的形成。

彼时，带着这些改革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群体不约而同地都在研究大宗商品期货。

1987年，当时常清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责无旁贷地做了“领头雁”。“我们必须要弄清这些问题”，常清的语气明显加重，经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学习，价格组终于从具体运行方面研究清楚了西方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商品价格体系形成的基础是有组织的期货市场。

常清介绍说，我国最早研究期货的是原外贸部，当时的研究仅限于国家怎么利用期货市场，并没有全面说明期货市场的功能。

“当时有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就是美国培基公司的杨亮瑜受原外贸部之邀，来为我们讲述国家如何利用国外的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管理风险。”常清说，杨亮瑜建议，中国应该好好利用期货市场来为进出口贸易保值，进而使国内贸易商减少亏损，更好发挥集中优势、计划优势。虽然杨亮瑜是从外贸角度而非针对国内的价格改革来讲，但这也算是常清早年经历中听到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的国外期货市场情况的介绍。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建立期货市场是因为西方国家有这个市场，进而学习引进，其实并非如此。常清介绍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期货市场，是根据中国价格改革的需要去研究西方市场价格的形成时才研究到期货市场的。

1988年3月份，国务院领导添加了一个研究期货市场的课题，价格组成了这个课题的承接者。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标志着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这一崭新的课题正式确立。

常清作为价格组的骨干研究人员，参与了建立期货市场的相关研究工作，不仅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还进行总体设计、推进试点。当时他们提出建立一个临时机构来完成研究和试点任务，于是，经有关领导努力，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

随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分别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座谈会，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有关的方案设计和试点共识，推进了期货市场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破除艰难险阻

推进期货市场试点

开展试点工作，关键是要确定试什么？从哪个品种、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开始？常清表示，当时首先是试点品种有争议。最初考虑从金融找突破口，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首先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座谈，但他们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可以放开管制搞自由的期货市场，因此拒绝了研究小组的建议；后来又与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进行座谈，但他们也都否决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提议。

“试点初期，我们处处碰壁，主要原因在于大家对期货很陌生。记得有一次召开物资商品试点的座谈会，有领导发言说现在物资流通秩序混乱，若再建立期货市场，引入投机倒把，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的紊乱。我问他怎么才能理顺流通和价格，他非常自信的回答，将物资部门的编制扩大几倍，可以将物资部门的商品送到田间地头、工厂农村，价格也不会乱定。”常清说。

但坚持终归会有收获，常清提到，后来与商务部座谈，他们十分重视，并表态愿意支持期货试点，原因在于其所管的内贸是农产品，而农产品经常是“今年买粮难、明年卖粮难”，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价格亦是暴涨暴跌，因此转而求助期货市场。后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扩编，商务部派了很多人员加入进来，研究工作小组日益壮大。

在确定粮食期货率先试点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试点城市。

常清说：“当时我带了一个三人小组，分三路去全国各地跑，寻找可试点的城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广东，但对方并未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同样，我们也找到上海，但结果类似。当时心里确实很失落，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却没有尝试的积极性。那个时候最难的是，你见了谁都得解释期货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讲了半天，对方还是听得迷迷糊糊。”

常清笑着说，“后来我们另辟蹊径，先从我们熟悉的地方尝试。研究工作小组组长田源是河南人，他就跑到河南去，我在吉林上的大学，我就去吉林游说。就这样，我们初步框定了四省一市，即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生猪期货的四川、稻谷期货的湖北、玉米期货的吉林。此外，还有石家庄市，一直在参与同一市场价的试点，他们对于搞钢材期货的积极性很高。研究工作小组作出一项历史性决定，在河南省首先进行期货市场试点。”

“虽然解决了这些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在等着我们，例如如何建立期货交易所就是当时的一个重点任务。非常有幸的是，通过原外贸部的关系，请到了芝加哥的专家来进行具体的讲解。尤其值得感谢的是时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副总裁的威廉·D·格罗斯曼和助理张桂英，无数次的来北京和郑州进行具体咨询，使我们设计交易所的工作顺利进行。”常清说。

市场发展

虽有坎坷但成绩显著

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试点成功，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第三阶段的任务是国际化并成为世界性定价中心。

在试点阶段，经历了期货市场的迅猛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时期。1990年10月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我国期货市场正式启动。但是真正的上市期货交易是在1992年春天，粮食、有色金属和能源期货纷纷上市交易。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很快就成为国内生产流通中的基准权威价格，形成了国内的统一市场价格。由于交易量迅猛增长，各地纷纷效仿成立期货交易所。当时工商注册登记的由地方政府批准的期货交易所数量多达50余家，市场一度处于盲目发展状态。

对于期货市场的治理整顿，首先是由国家工商总局开始的，1993年11月份，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对期货公司进行整顿，主要是清理一些炒外汇的违规经营公司。1994年5月份，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对期货交易所进行全面审核。到了1998年，15家交易所重组调整为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三家，35个期货交易品种调减为12个，兼营机构退出了期货经纪代理业，期货经纪公司缩减为180家左右。

第二阶段是规范发展时期，从2000年开始，期货市场逐步走出低谷，全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迅速提升。其中，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跃居世界第二大交易品种，2003年的成交量达到11166.29万吨，10年内增长了50多倍。与此同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等多个品种，也成为了在国际期货市场成交排名靠前的品种。2006年，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成立；同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并于2010年4月份推出了沪深300指数期货，标志着我国金融期货拉开序幕。

截至目前，中国期货市场成绩斐然，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风险业务相继落地，期货品种数量和板块不断提升与完善，国际化业务进一步推进，在助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服务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确实有效的作用。

回首那段难忘的经历，常清倍感自豪。他向记者表示，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三十年，有三点最值得骄傲：“一是我们既尝试进行政策研究，也能够亲自主导试点工作。一般来讲，研究人员提出咨询方案、交给上级领导，工作就结束了。但我们当时下定决心不仅要会研究，更要实践，挑战自我的极限。因此，从接触期货试点研究工作开始就立志一定亲手设计出总体方案，并且进行具体落实。二是试点成功，将研究化为实践。此后，非常成功地参与了郑州商品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的早期设计筹建工作。三是改革者需要奉献精神。这些工作虽无名无利，但能将理想化为现实，这是一件更值得高兴的事。”

常清认为，能以自己的付出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一件幸事，他也始终保持这种情怀。

1999年他下海经商，但主要精力仍放在研究探索期货市场健全发展的问题上。在1996年秋，提出了“定价中心”的建设目标，后来拓展为系列研究，为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不仅如此，为了期货市场的发展，常清除了始终坚持理论研究，还重视舆论宣传工作。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常清最喜欢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