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的无奈：不思进取也是一种应对社会压力的策略

2020-09-19 13:13:48来源：第一财经

“三和大神”出名，最早是因为NHK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在这部拍摄于2018年的纪录片里，年轻的农民工在繁华都市里挣扎着。他们对“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只能过一天是一天，只要不挨饿就坚决不干活。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看来，“三和青年”是中国目前为止能够观察到的最接近于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最近出版的《岂不怀归》是第一部针对“三和青年”的调查报告。田丰和他的硕士研究生林凯玄，试图尽可能挣脱理论束缚，不带预设，以白描的手法还原真实的“三和青年”。

对话田丰：日本“尼特族”、英国工人子弟与中国“三和青年”

第一财经：你在《写在前面的话》中提到，三和青年可能是中国最接近美国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群体。在中国大城市里，城中村也不少见，深圳三和人力中心附近的这片区域为什么如此特殊？

田丰：这片区域和其他城中村主要区别有两方面。第一，有没有形成一个相对闭环的底层生态，比如，在三和，吃、穿、住、玩价格都非常低廉；第二，有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穷人文化？三和青年通过“做一天玩三天”的口号，得到了内部群体的认同，这也是“三和青年”文化的重要标志。

第一财经：宁愿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也不愿意工作。这让我想到日本作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描述的日本“尼特族”，每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饿了就在便利店买平价的点心或盒饭，把生活消费降到最低，消极怠惰，也无欲无求。你认为，“三和青年”和《下流社会》里的日本年轻人是否有相似之处？

田丰：不完全一样。在“低欲望”这一点上，他们有相似之处，但处境不太一样。“三和青年”多是外地来深圳的青年农民工，他们本身带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但由于自身知识技术和能力限制，以及黑中介、黑工厂的盘剥，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转而进入了一个低水平的自我满足生活模式。客观地讲，大部分三和青年曾经努力过。

第一财经：在书中，我看到一位“三和青年”说：“三和是个死人坑，来了就别想出去。”在你看来，是什么因素让三和成了这样一个漩涡，叫人进去了就难以自拔？

田丰：这就回到之前说过的“三和青年”文化。成为“三和青年”通常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对三和文化逐步接纳的过程，当身边的人都处于一种“混吃等死”的状态时，自身想跳出这个文化的影响，是比较难的，通常需要有外界的刺激，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自我觉醒。

第一财经：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的豆瓣页面下，很多网友有感而发，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这里头虽然没有真正的“三和青年”，但有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有到过深圳三和人力中心的人，也有城市白领。令我略感惊讶的是，很多人都能在生活状态看似极端的“三和青年”身上找到共鸣，这些人虽然在城市里有稳定的工作，但他们会抱怨结实的“职场天花板”，从小经历的磨难，在城市生活举步维艰，也有回不去或不愿回去的家乡。他们同样处于对未来丧失希望的生活状态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中描述了工人子弟感到前途渺茫，因而并不重视学业的状态。年轻人这种带着无奈的不思进取，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阶层板结社会的普遍症候？

田丰：“无奈的不思进取”也是一种应对社会压力的策略。重新审视现在与时代赛跑的年轻人，他们本应该是中国高校扩招的主要惠及人群——85后和90后。但高校扩招带给他们的不只是进入大学、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也带给了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

现在，每年有超过700万大学以上学历的学生毕业，提高了人口素质，也增加了竞争压力，更是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再想要进入精英阶层，必须通过职场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社会竞争从教育场域扩展到了工作场域。当年轻人在拥挤的上升通道中争相寻觅美好生活期望——工作、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时，遭遇的却是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下降。也可以说，在高等教育高速普及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为所有年轻人提供最合适的工作岗位，很多就业岗位都出现了高能低就和过度竞争的现象。而产生高能低就和过度竞争的最大原因，是中国区域间发展较大的不平衡，优质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大城市成为年轻人蜂拥而至、追逐梦想的“集中营”。在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里，一群高学历、高智商的年轻人被挤压在狭小的城市空间和逼仄的职场空间中，他们不仅要依靠自身的能力和智商来换取应有的报酬，还需要用加倍的努力去应对来自身边的竞争和同伴的压力。如此多的优秀年轻人被挤压在狭小的城市空间和逼仄的职场空间的后果，显然是工作的劳累、生活的窘迫以及人才资源的浪费。在这里，年轻人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依然会带着倔强和不服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他们可能要比小镇青年付出更多的艰辛和汗水。

前几年曾流行过“逃离北上广”，但是一些逃离的年轻人，到了中小城市反而更加不适应。虽然没有了996的工作压力，也没有了早七晚八的生活方式和让人烦恼的通勤距离，他们的能力和才华也丢失了用武之地。脱离了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到小城市收获的不是宁静和舒适，而是一种严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并不是能力不行、才华不足，而是在中小城市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源和能够让年轻人一展抱负的社会环境。而以前，虽然与大城市里的普通人相比，他们要承担超出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生活压力，但极高付出的背后还残留着一丝美好生活的期望。

可见，如果想要年轻人生活都不累，那么我们必须审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模式，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相对不那么拥挤的城市空间和不那么逼仄的职场空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让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都能够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抱负，让他们的工作投入能够得到更合理的回报，这些都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去反复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这本书出版两个月来，媒体报道比较多，书也加印两次了。这样的反响，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田丰：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书能出版。这本书出版历经磨难，加印是有点意外，说明社会中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主题，对社会底层抱有强烈的同情。这本书如果能够唤起政府、社会和学界共同关注社会底层的问题，就是善莫大焉了。当然，我也关注到一些批评的意见，虚心接受，争取以后对相似主题做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