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专家：应建立具有应急功能的常态化治理体系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经验及政府理论提升”的首席专家和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对超大型城市社区治理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于疫情，我们要反思的不是应急治理，而是具有应急预防能力的常规治理。”8月3日下午，何艳玲在做客“光谷大讲堂”时对第一财经记者如此说。

对于何艳玲提出的问题，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组织部下沉到关东街清水源社区的党员干部何岩深有感触。“在社区下沉服务的88天，我深深体会到基层治理的不易与挑战。”

何岩对第一财经记者坦言，来到社区才能体会基层工作的琐碎繁杂和千头万绪。宣讲政策、拉网排查、监测体温、值守巡逻、代购物资、分发配送……这些还只是基础工作，有时还要配合社区干部将发热居民送至隔离点或者定点医院。

疫情是一场对城市治理水平的测试。社区管理任务繁重、专业力量不足、可调配资源少、科技支撑能力不够……城市治理最突出的“最后一米”问题在这次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

“刚到社区时，我连一套像样的防护用品都没有。”何岩说，社区工作人员有的披雨衣，有的穿长筒胶鞋，大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小区封闭管理后，出入小区的人员都要登记管控，这就需要社区与小区物业紧密配合。何岩回忆，刚开始，这项工作是全权交给物业保安的，但我们发现管控效果不理想。

何岩说，小区居民平时有事都找物业，很少与社区打交道，社区工作与物业管理之间没有融为一体，导致一些出现发热症状的居民没能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登记。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在武汉的落地实施和场景应用还远远不够。在尚未启动健康码时，武汉大部分小区还是采用传统手写登记的方式，这样耽误时间，也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何艳玲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0多年，她对第一财经记者直言，当前，我们经常面对的情况是——用农业社会的思维，办工业社会的事，却要承担数字社会的代价。

在何艳玲看来，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国内已经得到控制，但谁都无法预测未来还要应对怎样的应急事件和公共危机。政府应该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建立具有应急功能的现代化常态化治理新体系。

她给社会治理提出两个面向的建议：硬面向是通过社会管理维持社会和谐，软面向是通过社会组织发展和社区发展促进社会活力。社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面向，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无从谈社会活力，同时培育其他社会主体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和协作作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如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何艳玲认为，政府需要提升辩证分析、议题协作、数据赋能、社区激活、持续创新等五种能力来识别社会变化、缓解社会分歧、规避社会冲突。

传统政府是基于职能划分为部门，比如卫生部门、规划部门、交通部门，按部就班完成职能即可；而现在，各部门会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议题，这就需要跨层次、跨部门、跨主体的协作，而且这样的协作不再是临时小组的安排，而是政府的常态工作模式。

何艳玲说，数据也不止是信息，数据反映了人们行为的关联性和因果关系，政府要常备几个数理模型，这不仅可以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很快找到最重要的人群，更是政府在日常公共决策、政策执行、提供政务服务的重要依据。

“社会治理中的创新概念，是用更合适的方式解决两难的问题。”何艳玲举例说，城市公共空间（比如体育馆），可以做常规状态和应急状态两种功能设计；基于区域而非区划来规划和设计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