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郭冀川
近年来,我国社会办医利好政策不断:继2019年十部委发文提出限制公立医院数量,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后,今年6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更允许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医联体,鼓励医养结合等。
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推进落实社会办医与医养结合,如上海市民政局发布了《2020年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通知,制定出台推进本市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重庆市卫健委也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的签约合作,完善双向转诊制度,推进医疗卫生服务向家庭延伸,并鼓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研究员冯立果在接受《证券日报》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社会办医是必要的补充和组成部分,一些地方政府欢迎和推进社会力量兴建民营医院,介入到养老服务领域,有助于增加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总量,满足部分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社会资本也积极进入办医领域,一些医药类上市公司通过产业转型,并购民营医院进入医疗服务领域。但冯立果表示,资本力量进入民营医疗卫生机构还需要迈过两道坎:一是大型诊疗服务机构,包括医院、卫生院、养老机构等,其专业门槛高,资本需求量大,内部管理较为复杂,资本投资方需要在运营与管理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二是民营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仍有待进一步优化,而一些社会形象不佳的民营医院引发的负面事件,使得行业整体的社会信任度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的参与热情。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表示,社会办医院占比已经达到65%,但诊疗量仅占20%,社会办医关乎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是医疗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民营医院的力量不容忽视,在此次疫情中全国有2000多万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投入到当地防疫联防联控战斗。
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疫情中高效的响应与组织能力,也使得社会办医得到多方的呼吁。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今年两会期间,便提出《关于后疫情时代促进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提案》,建议给予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土地、房屋、设备等方面和公立医院同等的优惠政策和投资补贴;加大人才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社会办医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课题申报等政策壁垒。
中山大学骨科博士杜学军对记者表示,社会办医涉及环节众多,今年一系列政策指向了医养结合和人才培养,这也正是希望社会办医能够积极介入养老服务领域,补充公立养老机构严重不足的短板。
杜学军说:“医生有机会自由流动是解决民营医院人才不足的关键,随着所有制医疗机构之间能够公平竞争,市场会逐渐发挥吸引魔力,让优秀医生流动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执业,各种民间与资本力量也会跟着扩大对社会办医的投入力量。”
(编辑 上官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