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城市给了摊贩一席之地，但曾在汉口、上海掀起波澜

胡俊修教授在新著《流动摊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中提到，在民国，对摊贩生计构成威胁的，还有市政当局和警察。可以说，始于晚清的城市近代化步伐，一步步挤压着流动摊贩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因为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和政府对西方的模仿，城市管理逐渐严格和精细。小摊小贩不光影响交通，缺斤短两和卫生问题也常令市政当局头痛，于是，取缔摊贩的行动愈加频繁。

流动摊贩与近代城市交通、市容和卫生的矛盾

第一财经：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是怎样的？

胡俊修：古代中国，宋朝以前，官府对摊贩的管理很严格。一是因为古代社会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为末业，官方推崇稳定敦厚的农业，抑制灵动的商业活动。二是出于城市安全考虑，唐朝长安城实行严格宵禁，夜市是不发达的。

到宋朝，商业得到井喷式发展，市井生活热火朝天，《清明上河图》里小摊小贩身影活跃。之后，城市里的流动摊贩——动乱战争期间除外——大多数时期是放任自流的发展状态，一直持续到晚清和民国初年。

中国的警察制度，在晚清滥觞，由慈禧和袁世凯亲自推动。当时的警察是从新军中抽调组建的，主要目标是负责城市治安，镇压街头暴动，维护清王朝腐朽统治；对于街面整洁卫生的诉求，则在其次，因而，晚清到民国初年，城市摊贩谋生还是比较自在的。

第一财经：为什么后来民国政府又要开始加强对摊贩的管制？

胡俊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专家治市和城市化浪潮的展开，中国近代各大城市皆强化了摊贩治理。很显然，多数市政领导相比摊贩生计的实现，更青睐整洁美观的市容市貌。当时摊贩治理的市政部门是各地警察局，近代中国警察局的职能是比较宽泛的。

流动摊贩在三个方面与城市化浪潮和市政管理有所抵牾：交通、市容、卫生。近代中国，随着人力车、电车、汽车的引进和自我发展，城市交通干道变得拥挤和危险起来，而随时穿越马路或占道经营的摊贩，加重了这种风险，警员会遵章管束。同时，摊贩售卖后丢弃的垃圾、冷藏不到位而导致食品变质以及摊贩对整齐划一市容的妨害，都是警察局考虑整顿摊贩的因素。

第一财经：民国政府主要通过何种手段管理摊贩？

胡俊修：就中国近代城市摊贩治理而言，其监管部门为各地警察局。为克服摊贩经济对城市交通、卫生的妨碍，维护多数市民利益，近代市政当局一般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规约引导，对在非城市干道摆摊设点规定了具体时间、地点，发放临时执照，便于统一管理；二是帮助扶持，例如提供小额贷款；三是严格管理，对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违背经济活动公平的行为予以整治处罚。

第一财经：近代市政当局和摊贩的矛盾冲突主要在哪里，一般如何平息？

胡俊修：一是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执政理念与摊贩生计的冲突。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经济凋敝时期，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为了维护官僚资本家的利益，垄断经营，定期强行强力取缔摊贩，而摊贩又找不到谋生的出路；摊贩派代表赴警察局请愿，而一些无业暴徒混迹于请愿人群，沿路打砸抢烧，且警察打死摊贩的谣言四起，致使请愿摊贩与警察当局发生激烈冲突，砸毁了上海黄浦警察分局和闸北分局。这就是一度沸沸扬扬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

二是市政当局的任性操作、素来失信于民，与摊贩生计和底层民众的冲突。1908年，湖广总督赵尔巽离任，要从武昌过长江到汉口拜别租界里的旧交。新任湖广总督陈小石为了整个面子工程，给前任留下汉口街面整洁的印象，而宣布临时取缔赵尔巽将要经过的沿江一带的摊贩。摊贩们配合了，然而赵尔巽离开后，当局又毫无征兆地宣布永久取缔沿江摊贩。官方的任性操作、沟通缺位和一向失信于民，激发了汉口摊户和城市底层民众的极大愤慨。大家联合起来，打砸了警察局。这就是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

当局软硬兼施，加之商会等社会组织调停，舆论媒体声援摊贩，谴责当政者；政策回到民生轨道上来，暂缓取缔摊贩，风潮平息。市政当局和流动摊贩双方经过博弈，都作了让步。当局的让步在于停止取缔摊贩，摊贩的让步则在于接受当局关于摆摊时空的规约。

近代大城市给了小摊贩生存的一席之地

第一财经：中国近代城市里的摊贩主要由哪些人群构成？

胡俊修：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的流动摊贩，主要由两类人群构成。

其一，是四周乡民，这是最主要的来源。近代中国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天灾频仍，匪患横行，使得谋生不易。一些乡民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到附近城市寻求一线生机。“农民生活困难，群相率以逃向大都市，以求得生活之机会。”毕竟，城市的博大胸襟和广阔空间能让他们立足。当然，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知识文化，没有技能，没有人脉资源，只能蛰伏在社会底层，有的做苦力杂役，有的拉人力车、做码头工人，而为数众多者则操持起职业色彩不浓、本钱少、每天可回钱养家的小贩营生。很多人过着城乡双栖生活，农闲时节，把农村土特产贩卖到城市，再从城市捎带日用品回乡售卖，这种游走在城乡间贩卖小本生意的职业，称为“跑荒”。

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有更多可以容纳流动摊贩的空间。不论是街头、巷口、里弄，还是茶馆、轮渡、码头，这些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总能给予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摊贩们一席之地。

当然，小贩之家的生活是无比艰辛的。他们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低矮逼仄潮湿，卫生状况堪忧，一遇雨天，室内一片淋漓；而且棚户区频发的火灾也时常威胁他们生命安全。

小贩之家衣只求蔽体，食只求温饱。然而，温饱也不是他们每天能获得的“小确幸”。当时《申报》上有一首诗歌，是写摊贩的辛酸生活的：“小菜贩，实可怜。三更起，五更眠。挑了一担菜，能卖几多钱？换得米，又没油和盐，那有鱼肉过新年！”

最终，他们艰难地在城市生存下来，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成为后来许多城里人的祖先，终于实现了脱离农村的梦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其二，则是城市失业者，既有无学历、无技能、无资源、无人脉、无以为生的底层市民，也有“党政军工商”中的失业者，以前者居多。相较四乡进城小贩，他们的优势可能是“有房一族”，虽然房不大，但能遮风避雨，而且他们有着相对丰富的都市生活经验。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写到，不同于码头工人，小摊贩们的暴力性很低。在1946年上海爆发的摊户风潮中，他们也不是实施暴力的主要力量，当时的施暴者大都是混入其中的城市底层市民。为什么小贩们会具有这样的特点？

胡俊修：摊贩的暴力性很弱，他们没有人脉关系，一旦闹了事，举家面临灭顶之灾。他们是无可争议的弱势群体。同时，这也和他们的谋生方式有关，小摊贩都是各自为政，到处流动，和码头工人完全不一样，码头工人都有组织，有帮派。小摊贩们也没那么有文化，没有维权意识。他们连诉求都写不出来。

第一财经：民国时期，小贩们为市民阶层带来很多欢乐和方便，他们的悲惨境遇也时常赢得记者和文人的同情。在你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关注到流动摊贩自身对城市管理的态度？

胡俊修：当时的社会底层，包括小贩、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都是失语的。一方面，他们整天在为生计埋头苦干。另一方面，他们没读过书，不受教育，让他们表达不太可能。他们的声音一直是记者、文化人们经过观察和过滤来表述的。我访谈的一些人当过小贩，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怕，怕警察。他们和警察都是猫捉老鼠一样。当然，小贩还受到一些生计的威胁，第一个就是被货栈老板和伙计欺负，还有就是附近摊贩的勒索。另外，很多小贩走在路上就被车撞死了。所以，现在一些媒体有点过火，把摊贩说得很美好。但其实绝大多数摊贩的生活还是很辛苦的。

第一财经：你书里写的民国摊贩，和你后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摊贩有什么不同之处？

胡俊修：其一，文化的底蕴不同。相较中国近代有些小贩传承着历史和文化，后来的摊贩更直接、直白，“在商言商”，简单粗暴卖东西。举个例子，旧时小贩有自己的一套生意话语，所谓“行有行规，店有店规”，又所谓“内行不说外行话”，外行人和圈子外的人当然不容易听懂，这就是所谓的“行话”“暗语”。小贩们常用“宾、文、善、作、成、安、沔、柯、庆”来代表一到九的数字等。行业暗语如此盛行，以至于小贩们在茶馆里见面时，甲问乙:“今天像么样？”乙回答说:“不好，只搞了文老。”“文老”就是两块钱的意思。

其二，身份的交叉性不同。相较后来小贩大多专心埋头做生意，中国近代一些小贩还时常兼做街头艺人，积攒人气，当然落脚点还是卖货物，“人场”有了，“钱场”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