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一辆奔驰轿车停在郑州健康路夜市的一个摊位边上,当一个年轻人开始将车上五颜六色的瓷器、餐具搬下车,并仔细摆放时,周边的摊主们知道,“奔驰哥”又来了。
“奔驰哥”名叫王兰波,今年31岁。王兰波自己也没想到,几年前在餐饮行业赔掉的80多万元,竟能靠摆地摊挣回来。最初,他开始到健康路去摆地摊时,甚至连自己的爹妈都不敢告诉,因为怕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经工作”。
合伙开饭店赔了80万元
5月27日下午,“奔驰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摆地摊之前,自己开餐饮店赔了80多万元,心里一直很焦虑。在靠摆地摊挣了一些钱之后,去年他就把自己日常拉货的面包车卖掉,去买了一辆入门级的奔驰C级轿车。之后,与各位摊友们在健康路这条夜市街上频频碰面之后,他的“奔驰哥”的外号就开始被逐渐传开了。
“奔驰哥”也曾经有过“正经工作”。6年前,他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之后,先是在上海一家公司上班。
后来朋友找到他,希望和他合伙做生意,于是,俩人一番考察之后,决定在河南省林州市的红旗渠旅游景区投资80余万元,开设一家餐饮门店。
他们很快发现,餐饮店面积不算小,但生意却不算热闹。面对每天门可罗雀的顾客,两人的餐饮店最终倒闭了。
之后,王兰波开始接触到一种出口转内销、风格和造型都更加年轻时尚的瓷器餐具,他先是在林州开设了一家门店,生意不温不火。
也许是因为林州是县级市,客户层次不高?王兰波这样想着,又去郑州堪称“黄金地段”的曼哈顿广场开设了第二家门店。结果,生意仍然起色不大。
为了挽救店里的生意,王兰波开始做一些尝试——趁傍晚时分,他将店里摆放的瓷器餐具,摆到门口处去展示。此时,意外的结果出现了:同样价格的餐具摆放在门口,很快就能卖掉;甚至有些时日,门口摆摊的销量,竟然是门店销量的一两倍。
为什么会这样?“同样100个人经过你的门店,不见得会有20个人走进你的店里;但同样的100个人,经过你的摊位,大多会转过头,看一眼你卖的餐具。”王兰波还发现,与门店相比,地摊更接地气,偶尔间“看一眼”就是商机。
“对于顾客来说,同样一件商品,摆在门店,她可能会觉得价格高;但摆在地摊上,她就会有更便宜的错觉。于是,边逛边消费,更容易产生随机性的购买冲动。”此时的王兰波,也开始总结自己所售商品的优缺点。优点是,设计时尚,年轻女孩、家庭主妇最喜欢,甚至看一眼就愿意去付费购买;但餐具毕竟不是易耗品,一件碗碟买回家,可能一两年都不会再更换,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复购率太低。
靠摆摊买上了奔驰车
该怎么破局?他想到了郑州的健康路夜市。
从1999年就开始萌芽的健康路夜市,是目前郑州市唯一的由政府牵头实施管理的夜市,一个名为郑州市金水区“健康路商贸不夜区管理委员会”(下称“健康路夜市办”)的机构,负责健康路夜市的日常管理。如今,这条全长不过800余米的地摊夜市上,被以“2米×2米”的规格,划出600多家摊位,数千名由下岗工人、草根创业者构成的小摊贩们,每天晚上7点,带上服装、鞋帽、百货等货品和基本的消防、卫生设备,准时出摊,然后营业4小时至晚上11点,再将摊位所在路面整理、打扫干净后,收摊回家。
“地摊经济”一直备受争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说,一方面,它养活了中国数以万计的小商户、小摊贩,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但另一方面,它又给所在城市带来了脏乱差,被一些城市称为“牛皮癣”,成为城市发展的两难。
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却向我们展示了“挑担、支摊的、吆喝、叫卖”等地摊经济,也因此构建了北宋经济的繁荣。
“地摊儿,其实也是一种商业业态,有它的运营规律,需要合理规划、政策引导、依法管理。”史璞说。
2018年6月,王兰波以100元/天的价格,租下了其中一个地摊,并把自己的瓷器、餐具等货品,摆在地摊上。
很快,他惊讶地发现,这个面积仅总共4平方米的摊位,每天的摆摊时间虽然不过4个小时,但营业额却是郑州自营店的3~4倍:平均每天的营业额都有1500元到2000元,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达到过3000元,而他的店面的营业额,却不过几百元。
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高流量”。王兰波分析称,他自己开的店,地段尚可但位置不算好,老半天还不见一个顾客上门,可健康路的夜市摊,因为时间长,几乎成了郑州的一个夜生活景点,“白天逛二七广场,晚上逛健康路夜市”。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即便是下雨天,仍然有不少外地游客愿意到健康路去转转。
有了微信、支付宝支付后,王兰波发现,到他的地摊上购物的顾客,90%都是生面孔、新顾客,这也契合了地摊客户大多是随机性流动人口的特点。
但由此带来的辛苦,也比开店更甚。
“这是个辛苦活儿”,王兰波说。虽然晚上摆摊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但要做的事情却很多。白天,要到仓库去备货;晚上,到半夜12点还不一定能到家;中间4个小时,人流不断,更是手忙脚乱。更痛苦的,还有夏天的蚊子、冬天的刺骨寒风。
眼瞅着摊位的生意越来越好,王兰波又陆续拿下了健康路的4个摊位,把老家的表弟、表姐等亲戚招聘到郑州,给自己看摊,并拿出每个月营业额的20%作为他们的工资。王兰波自己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进货与补货上。
4个健康路夜市的摊位,加上郑州北大学城的几个地摊摊位,以及在营的两家自营门店,王兰波每个月的营业额,很快突破了30万元,即便是扣掉成本、给员工的提成,他每个月仍然有好几万元的收入。
当他终于从亏损80万元的深渊中浮上水面时,他的内心开始有点“膨胀”了,把之前天天拉货的面包车,去换了一辆入门级的奔驰C级轿车。
800多米的健康路夜市上,很快都知道了有一个整天开奔驰车进货拉货的摊主。有一些摊主甚至在劝新人加入“练摊一族”时,会把王兰波作为一个案例去鼓励他们。“干吧,摆地摊也能开上奔驰车。”
不过,提起这件事,现在的王兰波说:“其实我当时买完车之后,心里也有点后悔,做人,还是应该低调。”
“小人物的梦想”
“一味追求整洁不让开小店的城市是死城”,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地摊经济时表示。
在健康路夜市赚到钱之后,王兰波又想起了自己郑州店所在的曼哈顿广场,里面也有很多空地,也可以摆地摊。这几天,看到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针对“地摊经济”的建议,他专门给曼哈顿广场的物业管理方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令他意外的是,仅过了两天时间,物业管理方的同意批复就下来了。曼哈顿广场的“地摊经济”,也在王兰波的建议下,要“火”了。
“批复了25个摊位,已经有七八家开始入驻摆摊了。”王兰波说,甚至他的一些健康路夜市的摊友们,也拉着亲戚到这边开“分摊”了。
谈及下一步的计划,王兰波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除了郑州,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夜市文化,他准备把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些摆摊经验,到全国其他城市去找合作伙伴一起“摆摊”。“你可能觉得,这是我一个小人物的梦想。但我想,这也是底层经济的一种原动力。”
健康路夜市办一位要求匿名的负责人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说,虽然“地摊经济”看似低端,但背后却连接起了两端——一端,是大众的日常消费需求;另一端,是低收入人群的生存需求。
“虽然我们这只有几百个摊位,但每个摊位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这些摊贩,靠摆摊养活了一大家子人,他们没给政府添麻烦。”这位负责人说,诞生于1999年的健康路夜市,最初是政府为了解决当时一些下岗工人、“4050”人员的生存生活需求专门规划的,现在,摊主则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无业人员,还有一部分残疾人。
“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残疾人),腿脚都不方便。搁平时,想找工作肯定是很困难,但他们却靠摆摊,养活了自己、养活了家人。”“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争取把健康路夜市打造成郑州夜生活的一张名片。”他说。
与此同时,成都等地也开始专门出台针对“地摊经济”的支持政策。一份于今年3月15日出台的《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显示,成都不仅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还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
这些措施让更多人看到,在城市管理中,只要管理得当,地摊经济不仅不影响市容,反而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益良药。
史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成都的经验应该成为更多城市的表率,也充分说明:只要政府做好规划,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就能不断释放地摊经济的活力,也能让城市更有烟火气、更有人情味。
“最近,很多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如果我们能在非常时期,利用好地摊经济的活力,就能为经济复苏带来新动力。”史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