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前，疾控驰援队给武汉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我在武汉支援了60多天，马上就可以回家了。”4月2日，华南某省支援武汉的疾控队员李明（化名）在回到驻地后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自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有27个省、市、区的疾控机构及有关单位共派出400余名精兵强将支援武汉市疾控工作。截至4月2日，已有安徽、江苏、甘肃、河北、福建等省份的疾控人员陆续撤离，但仍有来自国家及部分省市的疾控人员留守在汉。

与一般的医疗支援队伍相比，疾控支援力量撤离的时间要延后一些，这是因为他们不仅仍要继续病学调查等工作，还在着力帮当地建立一支“带不走”的疾控队伍，同时还要为复产复工复学等提供专业的分析与评估。

捉襟见肘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晚，正在湖北休假的李明向单位党组写了“请战书”，并于次日赶到了武汉疾控中心报到。

武汉市疾控力量相对薄弱的问题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显露出来。最为明显的是全市13个行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人手不足问题，不管是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还是日常的信息整理等各个方面，都显得捉襟见肘。

从流调、消杀和监测等工作均由专门的小组负责。“一般各区配备有10名流调队员，但明显人手不够，因为每天的新增病例持续增加。”李明说。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对患者本人以及潜在的传染者即“上家”和密切接触者即“下家”同时进行流调。流调做完后，还要从中归纳整理出传播链，继而形成报告并对疫情防控起到指导作用。

事实上，目前的流调工作相对比较“原始”。“我们一般是两名人员一组来到医院，一人拿着流调表进入隔壁病房，在病床边与患者交流获取信息。另一人则在隔离病房外的窗户边等候，拍下同事递到窗户边填写好的流调表。”李明说，一组人每天能面对面做完10名患者的流调工作，已算是高效率。

“早期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应对少量的病人。后来随着疫情的加重，我们只能筛选出部分患者进行电话流调。”李明说，电话流调主要针对60岁以下年纪较轻的患者，这类人员能够正常交流，且口齿清晰，因此对这部分人主要通过电话方式进行流调并回访、跟踪。对于60岁以上年龄较大的患者，以及流动比较频繁且与外界接触较多的特殊职业人群如医护人员等，则会实地面对面进行流调。

李明回忆，“即使进行电话流调，工作量也非常大。那时候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电话完全不停歇，一组调查人员也仅只能做完近50名患者的流调工作。”而彼时每天的新增病例达数千人。

1月底2月初，武汉医院的收治能力有限，床位紧张，很多患者并不能马上入住医院，长期滞留在家，一些好不容易获得救治的患者“抗拒”心理比较严重，并不愿与疾控人员交流太多。

那段时间，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下，疾控队员也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但缺乏及时的疏导。“作为一名疾控人员，一时难以为确诊患者解决救治等问题。大家经常做完流调，感觉好像自己很没用。”李明说，很多女同志拨打电话进行流调的时候，突然痛哭起来。

2月中旬开始，李明身边来了很多来自全国的疾控人员。

“带不走”的队伍

张立伟仍记得刚到武汉新洲区疾控中心增援的情景。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有些病人的流调做得并不够精准和全面。”张立伟说，随即，他们对这类病例进行了补充流调。

此外，当地缺乏对疫情的分析和研判报告。“从1月下旬疫情开始爆发到3月7日，我们对这段时间的所有病例进行疫情分析，并出具了相关总结报告，指出下一步的防控措施和风险点，并提出一些建议。”张立伟表示。

新洲区疾控中心的硬件(实验室设备等相关硬件设施)、软件（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条件较为落后，并且疾控中心实验室无法做核算检测。“实验室是一个疾控中心的核心，如果做不了核酸检测，不光是新冠肺炎，包括很多病毒或者细菌的病原学检测都无法完成。”张立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在张立伟看来，当地下一步最主要的是需加强实验室建设，需要提高实验室的病毒检测能力，此外，在人才队伍方面，要加强专业人员的培养，需要进行学习、培训,“如果说从外部引进人才暂时有困难，那么需要现有的疾控队伍通过加强多学习、交流的方式提高整体素质。”

“新洲区疾控系统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疾控系统的真实写照。”一名参与当地支援的疾控人士表示。

此次疫情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疾控人员到武汉增援，确实给当地的疫情防控起到关键作用。然而，在疫情过后，支援队伍终将撤离。对此，国家卫健委和湖北正并试图借此次全国疾控力量支援的机会，在当地培养“一支不走的公共卫生队伍。”

3月22日，国家卫健委联合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湖北省疫情防控“疾控大培训”。此次历时一周的大培训，主要面向湖北各地疾控中心、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从事公共卫生人员，采取“1+2+3+N”形式进行。

据在武汉增援的广东省疾控队员肖斌介绍，3月22日，他们就已开始为当地政府以及企业和学校进行复工复产复学的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当时是以视频会议培训的形式，主会场设在区政府内，11个分会场设在各个街道，由各街道负责人以及卫生院和企业代表参加，共计百余人。”其中，对教育系统以及乡镇卫生院人员进行的复学培训，内容包括开学前后疫情防控管理、消杀和个人防护实操等知识，“通过在线培训方式，涉及的人数较多，大概有7000人左右，当地教育系统人士认为很实用。”同时，他们还指导特殊场所如监狱、看守所、福利院等如何去做疫情管理和防控等。

“这次疾控大培训工作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定制，涉及的场所、机构和人员较广，目的就是要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肖斌表示。

“前期经过艰难的奋战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疫情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各条战线的防控路径基本全部打通。目前来说，大家的疫情防控意识更强，政府和企业的抗疫手段和方式更加清晰。”李明告诉记者。

更精准细致的把控与评估

目前还有一些国家疾控中心和部分省份的疾控支援人员仍在武汉当地指导疫情防控。

“留守人员还需要对疫情的风险进行整体的把控和评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持续出现的核酸检测阳性的人群，传染性研究等，需要后续再开展一些工作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应对当地的复工、复产，需要对疫情的风险进行整体的把控和评估。”一名刚结束支援武汉工作离鄂休养的疾控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

3月29日，国家卫健委前方工作组组织召开疾控系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与会专家表示，针对可能出现反弹、散发的个别疫情，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同时，下一步要针对复工复产复学复邮来做好技术储备。

随着武汉进入复工复产的准备阶段，部分市民以及外来进城人员开始活动起来，不断冒出的无症状感染者病例，使得抗疫的相关部门仍不敢掉以轻心。

3月30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指出，当前巩固疫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现防控漏洞，必须突出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监测、追踪、隔离和治疗。4月1日起，国家卫健委在每日疫情通报中增加了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转归和管理情况。

据肖斌介绍，早在他们撤离之前，即在武汉当地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精准流调，“这项工作做得更细，把他们所有的密切接触者以及病毒可能的源头，全部要调查清楚，这样才能控制住传染源。”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从3月中旬左右，疾控部门还在武汉开展了“关口”前移的精准流调。据张立伟介绍，3月10日左右开始，他们的疾控人员每天驻点在新冠肺炎救治机构的发热门诊，直接对收治的发热人员进行流调工作。

“只要是发热病人都会先进行流调。通过这项调查以及实验室检测来判断该患者是否是新冠肺炎感染患者。一旦发现疑似，会在未上报给网络直报系统之前，先采取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措施。”张立伟表示。

此外，目前留在武汉的疾控人员还要对当地复工复产的防疫开展指导。“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地的复工、复产，需要对疫情的风险进行整体的把控和评估。”李明说。

肖斌和他的同事们就对蔡甸区的90余家企业进行了针对复产复工的培训和指导。“如果存在疫情风险较大的场所，我们会建议他们暂缓复工；如果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我们去指导他们如何预防，并有序地复工复产。”

张立伟一直在新洲区疾控中心驻扎，在疫情得到缓解之后，他与团队成员开始指导当地企业在复工复产期间做疫情防控，“工作强度没有刚开始来的时候那么大，心理负担也没有那么重，但是工作时间要比以前更长，走的路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