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种业工作要点：实施生猪种业提升、大豆增产增效行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交通受阻，张传兵从大年初六就开始忙碌，以解决公司存栏的5000头种猪的饲料问题。现在饲料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湖北的很多养猪场原本都是他的老客户，用猪精多年，但现在猪场的母猪无法配种了。

张传兵是湖北扬翔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位于湖北省襄阳市。他说，从保供给的角度来看，种猪的地位非常重要。

2月21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2020年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工作要点》（下称《种业工作要点》）提出，“充分发挥种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特别是生猪稳产保供方面的重要作用”。

行业内一直有“猪粮安天下，良种铸基石”的说法。为了加快推动畜禽种业创新，《种业工作要点》提到，重点启动实施生猪种业提升行动，强化国家核心育种场管理，布局建设区域性种公猪站，优化种猪遗传评估，加快全基因组选择平台和我国地方猪品种DNA特征数据库建设，重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

实施生猪种业提升行动

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大的猪肉市场，然而，在上游养殖环节，却面临着种业被国外控制的尴尬。目前，国际上流行丹系、美系等国外品种，但就是没有“中系”，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猪的地区之一。

全国畜牧总站畜禽遗传资源处处长刘长春表示，我国大部分的种猪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主要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作为一个养猪大国，我国至今还没培育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品种。

由于中国的养殖业存在育繁推脱节的情况，上下游利益联结与横向联合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育种”不如从国外“引种”。

广西扬翔股份副总裁高远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国外引进种猪是一个历史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养猪业起步远远晚于国外，去国外引进一些优质种源，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要看到国内的育种业正在飞速发展，包括温氏、牧原、扬翔等都在加大育种投入，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能繁母猪是生猪生产的源头，是反映基础产能趋势变化的核心指标。自从2018年8月遭遇非洲猪瘟以来，中国生猪产能大幅下降。在二元母猪严重缺乏背景下，高企的猪价导致很多企业选择“肉转种”。这也是无奈之举。

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肉转种”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母猪的平均效能，但在种源不足的大环境下，这也是快速恢复母猪产能的有效办法。比如，2019年8月，180斤的肉猪转种猪，1月份左右就可以产仔。如果等待父母代母猪生产小猪后再补栏，至少需要到8月左右才能产仔。

得益于此，能繁母猪数量连续4个月回升。据农业农村部官方信息披露，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激励下，养殖场户增养补栏信心不断增强，生猪基础产能持续恢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称，据对全国400个定点监测县数据汇总，1月份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1.2%，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与去年9月份相比增长8%。

不过，“肉转种”进行生产以来，产后综合征情况比较严重。谋易咨询首席顾问官、中加融达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中称，原本认为生产性能会下降10-20%，但从反馈的情况来看，性能下降要高得多。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售这种母猪。

张传兵说，在这次新冠肺炎中导致物流中断，湖北的很多养猪场原本都是扬翔的老客户，用猪精多年，现在猪场的母猪无法配种。这对猪场造成的伤害不亚于此前的“断料”。他说，优质的种质资源，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性能，一头母猪正常情况下可以多产2头小猪，每头小猪的生长速度至少提前5天出栏，这将节省将近50元。还不包括少生病、成活率高等隐性好处。

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尽快解决种畜禽无法调运等问题，但在基层仍然无法有效执行。张传兵称，前两天，有同事持有通行证，要前往公司猪场，正常情况下，路程只需要2个小时，结果一路上，经过40多个关卡，竟然走了一天。

他说，“由于非洲猪瘟，现在一大半公猪站都配不了种。只能让有资质的优质企业，尽快填补市场空缺。当前阻断交通的行为，严重降低了猪精流动的效率。现在时间拖得越长，影响就越大，将来猪价也会越高。”

2019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也提到，“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提高良种供应能力”，“加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投入，推动核心育种场建设与生猪产能相适应”，“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推广人工授精技术，积极支持养猪场（户）购买优良种猪精液”。

对行业来说，未来3~6年，能够提供优良种质资源的企业，将出现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因为优良的种猪或种猪精液，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重塑整个养猪行业，大幅度提升国内生猪产业的竞争力。

转基因玉米产业化需考虑多重因素

《种业工作要点》要求，在种植业方面，扎实开展作物良种联合攻关，实施大豆增产增效行动。在开展作物良种联合攻关中，《种业工作要点》称，“加快生物育种、繁育（加工）等新技术应用。”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今年正是“十三五”最后一年。

再加上今年1月20日，农业农村部公示期结束，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获批生物安全证书，可能为转基因产业化铺路。以及今年存在草地贪夜蛾的潜在威胁，国产转基因玉米对其具有很强的毒杀作用。

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引发市场兴奋。

业内人士分析称，推广转基因玉米将会让农民直接受益，也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推广转基因玉米涉及的因素非常多，除了对生产、消费两端的受益是非常确定的，还有很多中间环节的问题要考虑，比如对当前种业产业的冲击，非转基因玉米的种子公司面临倒闭风潮。再比如，对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出口转基因玉米增加。还有，对传统农药产业的影响，将会大量减少农药需求。还包括如何跟跨国公司的转基因产品进行竞争等，这些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某些不确定性。

在王中看来，从已经批准大北农种业转基因品种的举动来看，有助于推动转基因品种上市，但幅度不会太大，只能算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尝试。

林国发称，我国农业劳动力逐年快速下降，农业雇工成本飙升，且“雇工难”的情况凸显，农业机械化将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新冠肺炎导致劳动力居家隔离，凸显了农业劳动力的矛盾，农业需要大量适合国情的农业设备，加快农业机械化。同时，农业规范化生产，也需要高质量的种源，种子品种较大程度影响了农产品单产，加快研究高产、高质种子有利于农业行业发展。

目前，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抗虫棉和抗病番木瓜。我国还批准了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等5种国外研发的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进入国内市场。产业及研究领域一些人士认为，应当加快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应用。

此前，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提到，将按照“非食用—间接食用—食用”的路径，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后是口粮作物。

在实施大豆增产增效行动中，《种业工作要点》要求，积极推动大豆振兴计划，落实好大豆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大豆提纯复壮项目，集中筛选一批高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大豆品种。

这是2000年以来，国家出台的第二轮大豆振兴计划。尽管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重提该计划，但业内多认为，内部需求才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我国种植的大豆为非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于食品及食品加工，相较于进口转基因大豆来说，价格偏高。进口转基因大豆，主要用于压榨生产，主产品豆粕用于饲料养殖。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的调整，业内认为，“发展高蛋白等多种特性大豆，满足中国大豆食品多样化的需求，是中国大豆产业的优势，如果把国产食品大豆与进口的饲料大豆混为一谈，就等于把人参卖成萝卜价，中国大豆将无竞争力可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由于玉米改种大豆，2019年，大豆播种面积同比增长10.9%，达到1.40亿亩。大豆产量362亿斤，同比增长13.3%（43亿斤）。

尽管中国积极推进大豆产业的发展，但水土资源的约束，导致国产大豆增幅有限，为满足国内养殖业的饲料需求，需要多元化的进口供应。考虑到贸易安全和持续稳定，中国企业扩大了从南美、俄罗斯等国家的大豆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