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口罩紧缺下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口罩变得十分短缺。尽管最近连不少汽车厂也纷纷建立医用口罩生产线，但目前看，还是买不到口罩。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安全健康防护用品委员会会长雷利民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透露，2月底每天预计能生产各类口罩1.8亿只。但有人估算了：全国医护人员日需求2400万个；全国病人日需求2000万个；全国上班日需求2亿～5亿个。累加起来，我国每天需要2.5亿～5亿个口罩，仍然远超产能供给。

这是一个远超想象的天文数字，我觉得，这种算法肯定有问题。下面探讨一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以来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希望引发大家对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话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

口罩如何分配更加合理

中国人口占全球18%，口罩产量却占全球50%，说明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国内的口罩肯定是够用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

由于中国的疫情暴发，导致全球口罩的紧缺，这似乎是有史以来非常罕见的现象。一方面，疫情大暴发，导致民众的恐慌心理，抢购口罩——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类情况，都一样，无可指责；但另一方面，在非常时期，口罩、防护服等作为战略物资，管控缺失又会加剧短缺。

通常情况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供需关系来自动调节，不会发生短缺。口罩等医疗卫生防护用品，必须实行配给制。

应对突发疫情，实行配给制和管控是有法律依据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有关企业签订协议，保障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

此外，第四十九条规定，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

比较遗憾的是，虽然我国在2007年就颁布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此次疫情的处置上，仍出现了不少没有依法办事的案例。如前不久，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对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大理分公司承运的发往重庆市的口罩实施“紧急征用”。

又如，武汉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不少医院医生的口罩和防护服等都短缺到了朝不保夕困境，但有些公务员却还带着N95医用口罩。因此，当前阶段，仍需要在配给制下，行政部门根据疫情的轻重缓急来合理分配口罩，同时，应该把口罩按适用性进行分类，向口罩使用者提供适用性建议，如前期有些地方政府就规定公务员不得带N95口罩。

总体而言，口罩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我国的口罩总量一定是够用的，尽管我很难计算出这场疫情导致的增量口罩需要多少，但简单算 一下，就算最高确诊人数达到8万例，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只有十万分之六，在当前极为严格的隔离制度下，继续大幅传播的概率应该很低。

2月19日，除了北京新增两例外，上海、深圳和广州三个超大城市均连续两天没有出现新增病例，而且，这还是在复工潮下得到的统计数据，说明原先估计复工潮将引发疫情第二峰的担忧基本可以消除了。因此，随着疫情的逐步消退，口罩的需求也会下降，口罩的短缺现象也将逐步消失。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对容易引发抢购的物资，该如何合理管控和调配？

公平与效率之间未必冲突

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也经常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小平同志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说明有的时候，为了提升效率，确实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一定的成本。

但从本次疫情的防治举措看，我发现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冲突，因为防治疫情与市场经济运行是不一样的，应对疫情的举措几乎只能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而市场经济运行主要是靠无形之手自然调节，行政手段的作用有限，要完全做到公平和高效几乎不可能。

但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方式，如封城、交通管制、调配各方资源等，则完全凭借行政化手段。这就要求行政指令和执行需要更加科学合理，才能体现公平与效率，否则就是资源的浪费或闲置，既不公平，也导致低效（产出/投入比不高）。

例如，1月23日武汉封城是非常具有效率和魄力之举，因为防控病毒传播的最好方式就是与病毒隔离，疫情严重的地方都应该封城。不仅城市之间要隔离，城内各区、各单位和家庭等都要隔离。但我发现，武汉封城之后的不足之处，就是城内对于疫情的隔离举措不到位。前期采用了建设定点医院（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办法，主要是为了应对重症需要住院的病人需求，解决床位不足问题，但即便建成之后，容量十分有限。实际上，当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包括疑似病例在内的患者与其他人迅速隔离。

在武汉封城之后的十几天里，大批的患者未能及时收治到医院中。而这批患者在社会上的流动、在家里居住，会造成社会和家庭进一步的感染，这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封城是为了隔离，但城内隔离没有做好，则疫情就控制不了。

假设封城之后马上利用室内体育场所、会展中心、学校等空闲的固定场所建立“方舱医院”收治病人，尽管医疗条件不完善，但容量很大，就可以很快解决大量床位不足的问题。由于大量的轻症病人流动性强，因此方舱医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收治这些病人，既能让他们得到医治，同时还能做到隔离，是很关键的举措。

接下来再谈谈疫情防控中的公平问题。我国的医疗资源相对于众多人口而言，仍然是紧缺的，尤其当人口老龄化率不断上升，心血管和肿瘤疾病大幅增加，更增加了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大量医疗资源都用去集中对付疫情。

例如，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奔赴湖北的人数就超过3万人。支援人数不是问题，关键是医疗人员的结构。据她介绍，截至2月17日，仅武汉就投入了1.1万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的10%，最近数量应该还在增加。此外，各个医疗专业国内的顶尖专家也纷纷奔赴武汉，带着各种精良的仪器设备。

按最新统计数据看，武汉目前重症病例数量大约为8100人左右（45000*18%），而全国支持武汉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就达1.1万人。那么，全国目前有多少重症病人？中国每年因心血管、癌症等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600万，我不清楚该如何统计重症患者数量，但武汉之外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总量目前应该不到10万人。

因此，我认为对武汉的医疗支援是必要的，投入3万医疗人员也没有问题，关键是应对这个相对单一的疫情，有没有必要把大量各种门类、专业度很高的专家都转运到武汉？据上海的一位医生介绍，由于支援湖北，目前医院的有些专家门诊都开不出来了，有些手术都无法及时完成。

根据2018年数据，我国该年新增的肺结核病例达到80多万，肺结核同样具有较高的传染性较高，而且致死率也不低，属于国家免费医治（非住院）的传染病；此外，肺癌患者的人数也有80余万。与新冠肺炎一样，都是肺部疾病，都应该一视同仁。更何况我国还有那么多种危及生命的疾病，都需要短缺的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救死扶伤。

疫情尾部效会很漫长，仍面临艰难的抉择

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的原旨，用市场配置资源，主要靠机制；用行政配置资源，则要依靠公开透明的信息，进行科学民主的决策，体现效率与公平。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是有成本的，都会涉及公平分配问题。

中国工程院王辰副院长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会像流感一样，成为长期存在于人间。逻辑是这种病毒不像SARS，它可以与人共存（轻症病例占比很高，还有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而SARS的致死率高，其结果或是被消灭，或是与患者共亡。

事实上，长期存在于人间的病毒还有好多种，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如果灭杀不了这种病毒，那么，就得考虑如何控制它并与它和平相处，不让它太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同时，也得考虑防控疫情所付出的成本多少比较合适，均衡点在哪里？例如，中国有超过5亿人的体内有结核菌，但因为人体有免疫力，并有治疗的药物，因此，肺结核不再是对我们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的疾病。

当下疫情的防控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复工率也不断上升，但是，此次疫情的尾部影响还在持续，影响时间有多长不好确定，交通运输的客流量低得可怕，对经济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在改变经济运行的模式，对此，今后的应对疫情的宏观决策依然面临艰难的选择，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

（作者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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