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激进主义者，对话当下世界的分裂与痛苦

2020-01-11 13:12:16来源：第一财经

同时阅读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是一次奇特的体验。前者生于纽约哈莱姆区，深度投入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但一生又都试图在物理和精神上离开美国；而希钦斯，这个英国中上阶层出身、大半生痛斥美国傲慢武力的左翼知识分子，晚年不仅加入美国国籍，还成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支持者，被昔日盟友斥为“新保守主义的发言人”。不过无论是“批判美国种族主义最有力的文本之一”《下一次将是烈火》，还是为“未来的激进主义者、独立思想者提供必要指导”的《致愤青》，都因其准确、尖锐、热忱，以及与当下世界的分裂与痛苦完全对话的能力，引起令人震动也令人犹疑的强烈共鸣。

对两位创作力惊人的作者来说，这两部小小的信件集，仅是他们毕生思考与奋斗的节点之一，但它们几乎同时在国内出（再）版，倒像在合力唤起当下已毫不时髦的一些价值——比如认为人对生命负有责任，应尽最大努力去相信和庆祝永恒之物，同时去理解变化的本质并拥有改变的能力和愿望；再比如希望世界变得更好，希望最大限度过一种自由而自主的人生。

《下一次将是烈火》由两封信组成，第一篇《我的地牢在震动》最早刊登于《进步》杂志，是鲍德温在美国黑奴解放运动100周年纪念时写给同名侄子的公开信。“亲爱的詹姆斯，请保持清醒，穿过在你年轻的头脑里肆虐的风暴，看到隐藏在接受与融合这些字眼背后的现实。”这现实的根本，是“人们很难依据自己的认知去行动”，尽管当时解放黑奴运动已走过100年，但在白人的世界里，黑人扔扮演着“不动的星星”的角色，是一种既有秩序的参照，如果失去了参照，天地的根基都会动摇。因此，“我们必须带着爱，去迫使我们的兄弟看清自己的面目，停止逃避现实，并开始改变它”。鲍德温拥有诗人的语言，他的教诲和寄望最后融于家族先辈的诗句：“每当我感到迷失，我的地牢就会震动，我的锁链就会掉落。”另一篇“脑海中的信”——《十字架之下》，最早发表于1963年的《纽约客》。当时正值亚拉巴马州黑人运动的高潮。鲍德温在信中回忆了自己14岁那年遭遇的信仰危机，描述了他是如何被内外部的魔鬼推向教堂，又如何作为儿子挣脱父权压迫下的基督教家庭，同时作为传教士挣脱看似安全却遍布伪善和暴力的教会。这封长得多的信，因充满回忆的细节和对心理历程的描摹而更具文学性，也因为可以理解为是写给自己的信而更加直白。

“一个人绝不可能通过工作和储蓄来战胜所处的环境；一个人也绝不可能通过工作获得足够的财富；此外，在社会待遇上，即便是最成功的黑人，如果要获得自由，仅有一个银行账户也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机会、一种手段、一种能让别人害怕的方法。”

“……那些剥夺黑人自由，并且无时无刻不从这种剥夺中获利的白人，是没有任何道德立场的。他们拥有法官、陪审团、猎枪和法律——简而言之，他们拥有权力。”

“白人掌握着权力，也就意味着他们高黑人一等（本质上，也就是说，上帝是这么判定的），然后这个世界会以无数种方式让这种差别被知悉、被感觉、被恐惧。早在一个黑人孩子感知到这种差别之前，他就开始回应它，他就开始被它控制。”

这些句子既是鲍德温内外部斗争经验的总结，又能够用来对应任何一种权力关系。读到它们，我们便立刻理解了为何时代仿佛从未改变过，深层、彻底地更新人的处境为何如此难以实现。人生短暂，人们太容易“将短暂之物——如安全、金钱或权力——视作恒常”，导致新生不再可能。那么什么是恒常？对鲍德温来说，因生于基督教国家而先天接受的信仰不是，也许意味着不断经历信仰危机从而不断重新发现的上帝才可能是。如同未经思索和缺乏对象的普世价值也不是，而在使用中被不断怀疑与调整认同的事物才可能是。

与《下一次将是烈火》相比，《致愤青》因潜在读者的属性而少了许多个人色彩。2000年初，有人问希钦斯，“能否给年轻人或心绪尚未安分之人一点建议，给出一些让他们规避幻灭的劝诫”，作为回应（同时也回应自己学生的期待），他借用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的想法，写了18封信。尽管它们写于本世纪，但并不显得与鲍德温的写作有任何时代上的隔阂，甚至处处形成呼应。这个时代，一如任何时代。

与鲍德温一样，希钦斯也将自己以及信的对话者视为人群中的“少数”，视为因独立思考而自然成为异议者的人。作为狷狂的知识分子、记者和作家，他孜孜不倦地对各种人事提出“反方意见”，树敌无数。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而成为一个异议者。在信中，希钦斯还假设了异议者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教导他们保持怀疑，并警惕任何说话时自信地谈起“我们”的人。但他同时提醒：

“仅仅把自己放在一个怀疑大多数人的位置，以此作为信条甚至骄傲的资本是不够的，那样容易坠入势利和冷漠。但很多时候，人们的确不只是愠怒地承受着传统和教条，而是很恳切地依附于那些幻想和偏见……发自肺腑的爱国者、敬慕皇室和贵族的人，也是一样。忠诚在人类活动之中是一个强大的因素；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所受的束缚是光荣和自愿的，就不会接受你把他只当做一个心灵上的奴仆。”

必须承认，读两位“少数派”的斗争经验总结是极具爽感的，但箴言式文本令人抑制不住摘抄冲动的同时也令人警惕——这种爽感究竟只是普遍虚无的生活中的一剂精神鸦片，还是能通过撼动认知，进而推进反思和行动？毕竟，“人们很难依据自己的认知去行动”。与阅读鲍德温的小说、戏剧作品或希钦斯的采访和回忆录不同，单纯地“阅读”这两部作品几乎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的全部意义和荣耀都属于作者。也许每一位有感于此的读者，都应该以同样的决心与勇气，完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