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其中,市场最感兴趣的内容是:“有效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的直接融资功能,培育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
一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为迎合投资者“短炒、赚快钱”的投机偏好,开发出了过多的短期或超短期产品,而中长期投资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品种极度匮乏,百姓为了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动机,许多家庭被迫大量囤房,也有一些家庭被迫进入股市与机构对阵“搏杀”。然而,由于家庭资产配置品种单一,而且太过集中,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和高风险,不符合家庭理财的基本原则。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实上,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家庭收入增长会加快,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愿望会更加强烈。如何引导家庭理财?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国民教育任务。它需要金融机构的教育引导,但更需要金融机构以实力开发出让老百姓满意的长期理财产品或资管产品(包括公募类股权产品),为家庭理财提供稳健的长期投资收益回报。
专业人做专业事,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基本逻辑。当我国股市交易量的90%由散户完成时,美国股市90%的交易量却是由机构与机构之间完成的。与此相对应,我国股市是典型的“散户市”,牛市往往一哄而上、一步到位,一年半载就结束;熊市则一哄而散、一盘散沙,最终形成牛短熊长的市场格局。相反,美国股市是典型的“机构市”,牛市从容不迫、缓慢上涨,牛市长度一般可达十年左右;美国熊市短而快,其熊市长度与中国牛市长度相差无几。
美国家庭理财将“养老目标”始终放在首位,他们一般不囤房、不炒股,那么,美国家庭的财富都去哪儿啦?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家庭财富分布大体呈现4个1/4,其中,不动产(自住房)占1/4,私人养老金储备(不含社保)占1/4,以公募基金为主的证券投资占1/4,持有银行及保险产品占1/4。
美国3亿人口拥有私人养老金储备(不含社保)总规模逼近30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150%。这正是美国人不囤房、不炒股,甚至不存款的原因,这也是美国人透支消费、刷卡消费的底气!与此同时,在30万亿美元私人养老金储备中,有大约10万亿美元是直接持有公募基金,约占美国公募基金总净值的50%,
这就是美国资本市场最强大的两大长期机构投资者:一是30万亿美元的私人养老金;二是20多万亿美元的公募基金。二者相互构成了美国十年“慢牛”的两大中流砥柱。反过来,美股慢牛短熊,也为美国私人养老金及公募基金提供了长期保值增值的机会。这是一种正向激励与良性循环,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市场格局。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达2.5亿人,其规模超过了1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已高达17.9%,已远超人口老龄化的门槛值(10%)。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是基数大,而且是“未富先老”,我们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尚不厚实,我们家庭的养老储蓄和养老投资意识还比较淡漠,家庭理财仍停留在“短炒、赚快钱”的低级阶段。
201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规划》首次提出了“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水平。”这是中央政府文件首次提出“养老财富储备”的专用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策信号。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的《意见》,应该是对这一中长期规划的具体政策响应。保监会提出:“有效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的直接融资功能,培育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
简单直白地讲,银行和保险公司应该开发出大量的中长期投资产品满足家庭理财需要,包括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及信托产品;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一方面,多渠道引导家庭理财走向长期投资,增加养老财富储备;另一方面,通过银行和保险公司开发的多样化中长期产品,将家庭“短炒、赚快钱”的资金导入资本市场或实体经济,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足够规模的长期资金来源。
在西方,“养老”始终是家庭理财的最高目标。我国金融机构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正确引导家庭理财,并尽快让老百姓从“囤房”、“炒股”(短炒)的极端理财模式转向购买金融机构的长期理财产品和资管产品,尤其是要鼓励家庭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包括其他补充养老及补充医保。唯有如此,才能迎合家庭理财的大方向与大趋势,与此同时,这也是A股市场“去散户化”的唯一捷径和必由之路。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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