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原班人马打造，笑中带泪的“半个喜剧”票房过亿

三年前，小成本电影《驴得水》以1000万成本赢下1.7亿票房，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扬起了几倍于体量的浪花，它所带来的惊喜不不仅仅只是数字。这出以喜剧开篇，悲剧收场的荒诞故事，给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观影体验，也将主角之一任素汐从话剧舞台推向大银幕，成为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三年后，《驴得水》导演周申和刘露带来了他们的新作《半个喜剧》，女主角仍然是任素汐。在这个拥挤的贺岁档。凭借着口碑优势，《半个喜剧》排片逐渐超越《星球大战9》。截至12月28日下午，票房达1.07亿。

《半个喜剧》围绕两男两女的情感关系展开，其间充满令人啼笑皆非的阴差阳错，在逗笑观众的同时又令人脊背发凉。《半个喜剧》延续了《驴得水》的风格，黑色幽默加上些许辛辣讽刺，荒诞与深情并存，笑中带泪。

非传统“开心麻花”

在《驴得水》和《半个喜剧》的营销过程中，“开心麻花”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标签。作为国民知晓度较高的喜剧品牌，开心麻花的金字招牌为《驴得水》和《半个喜剧》的破圈和下沉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作为今年开心麻花影业主控的唯一电影，旗下签约艺人也通过各种方式为该片宣发助力。

事实上，区别于《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或是《李茶的姑妈》等开心麻花话剧改编电影，《驴得水》和《半个喜剧》（原作《如果·我不是我》）在话剧阶段是导演周申和刘露及其团队的独立创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部作品从风格到主题与开心麻花创作的其他影片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周申向第一财经透露，团队与开心麻花的紧密合作始于电影《驴得水》。在他和刘露决定将这部话剧作品搬上大银幕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有意向的片方，认为《驴得水》应当拍成文艺片冲击奖项，周申和刘露则希望拍成一部商业电影，面向更大的市场和观众，并与开心麻花影业达成共识。在《半个喜剧》中，开心麻花继续作为主控方为影片提供财务支持。演员阵容方面，开心麻花签约导演、演员吴昱翰此次在《半个喜剧》中饰演男主角。有了《驴得水》的经验，《半个喜剧》进展顺利很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成本也有所提升。除了开心麻花，《半个喜剧》的出品方还包括斯立文化、猫眼微影文化、麦特文化等共六家公司。

《半个喜剧》是一部以当代社会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喜剧，延续了《驴得水》所表达的关于做人的底线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孙同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小镇青年，朋友郑多多是家境优渥的纨绔子弟。阴差阳错，孙同和郑多多的初恋莫默发展出一段恋情，进而陷入左右为难，为了维持表面和平，他决定隐瞒真相，事情就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孙同就好像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他看上去善良忍让，遇到争执总想着如何息事宁人，不断对生活妥协，降低底线，变得不像自己。在周申和刘露决定落笔之前，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会冒犯部分观众的故事，它比《驴得水》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也更容易让人们投射到当下的处境，反观自身的境遇。如果势必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那将它拍出来的意义在哪儿，主创团队曾为此困惑许久。最后他们仍然决定讲述这个故事，给那些孙同和即将成为孙同的人听。

“我也曾徘徊，也曾妥协，也曾犹豫，后来遇到了一个同伴，才发现不止我一人格格不入，更多同伴加入进来，变成了一个集体，我可以继续坚持我创作的底线，做人的底线。一个人走很难，朋友的力量是强大的，我知道一定还有很多徘徊着的人，还没有彻底被改变的人，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成为一个契机，给他们带去希望和信心。”刘露说。

在《半个喜剧》中，给孙同带去希望和信心的人是由任素汐饰演的莫默。莫默是一个极致的人物。她的存在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她近乎于偏执的固守着原则和底线，从不做违心之事，不撒谎。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运行规则中显得天真甚至可笑。刘露告诉第一财经，莫默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在生活中有迹可循，她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尽管她自己还做不到如此极致，但她心底里欣赏和推崇她们的品格。她想通过《半个喜剧》告诉那些徘徊和犹疑的人，可以不必软弱，不必低头，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再坚持一下，总会遇见那个能够并肩作战的人，就像孙同遇见莫默。

周申认为，一部电影有精神内核就势必会冒犯到一部分观众，但这和拍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并不相互违背。他们可以选择用技术将这个故事拍得有趣好看：“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一顿美餐，有些人吃到里面发现是药，那我就把外面的糖衣做好。”

“人民的艺术家”

同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出身，周申和刘露都有着较为鲜明的知识分子气质，但他们并不惜希望自己的创作只是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周申一再强调，他们遵循的是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创立的演剧体系。“斯坦尼体系的初衷是做人民的艺术家，做大众喜欢的作品。”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斯坦尼体系，在今天便是生产大众化、市场化的商业电影。

在电影《喜剧之王》中，周星驰奉若珍宝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便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之一，他所创立的演剧体系对中国、美国的影视业产生深远影响。周申指出，在斯坦尼体系被提出的时代背景下，与之相对应的是“宫廷的艺术家”，即为贵族创作艺术。“我们不会刻意迎合电影发烧友或者评委、影评人，我们就是拍给普通大众看，我和刘露就是特别普通的观众。”周申说，他们不愿意拍文艺片的原因之一是自己不大爱看文艺片：“作为一个创业者、投资者，花钱和时间去做一个自己不爱看的东西，好像也不太符合逻辑。”

在他的审美体系和观影趣味中，俄罗斯喜剧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的作品是典范。他所创作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爱情喜剧曾经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观众带来许多欢笑。他擅长拍摄小人物的故事，在真实的基础上通过错位和反差制造喜剧效果。

周申和刘露所秉承的强调真实与矛盾冲突的创作风格，看上去独树一帜，实际上更像是重拾中国观众曾经熟悉，如今不再流行的喜剧传统，在他们的影片中，故事与人物比形式和风格更重要，也会花几倍精力去打磨人物和情节。他们的创作方法通常是先有剧本大纲，再通过排练，让演员在情境中即兴表演，那些灵光乍现的台词和情节，有时候便会成为整部电影的亮点所在。这一点也同样继承了斯坦尼体系对表演的要求，即演员不是好像存在于舞台上，而是真正存在于舞台上。

《半个喜剧》与《驴得水》之所以能获得不错的口碑，也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站在写实的逻辑之上，贴近观众的生活经验而更容易感同身受，在娱乐观众的同时不乏对社会现象的表达与思考，而不仅仅只是通过低俗的段子讨得观众片刻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