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投行副主席何迪：监管层应适应新形势创新金融开放

“瑞银作为一个全球性金融集团，在中国已经注册了6个独立的法人公司，以开展它的证券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财富管理业务，还有后台方案解决，一共有1200人。”12月8日，瑞士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为适应监管要求，瑞银在中国的每一家法人机构都有前中后台，而其中合规、法律、IT等都不产生效益，致使成本高而收入低。

“能不能让它的后台共享？能不能有个金融控股的模式进行试点？”何迪提出，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建议监管层对金融开放的规则进行全面详细地梳理、改革，固有制度当中一些不能满足需要的限制，也需要进一步进行创新。

金融开放，是2019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关键词。QFII额度取消、沪深港通持续优化、MSCI纳入A股，北上资金深度参与A股，外资也成为境内股票市场第二大交易主体。同时，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开放，摩根、野村、瑞银等国际巨头纷纷进入中国设立控股公司。

开放进程成绩斐然，但在实操层面，外资仍存在较大改革诉求。

《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规定，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除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公司设立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多项条件，其中一项内容为“持续经营证券业务5年以上，近3年未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监管机构或者行政、司法机关的重大处罚，无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受到有关机关调查的情形”。

对此何迪提出，作为全球性外资公司，三年内在全球各地不能有重大违规，如果有违规，必须由当地监管部门出具证明。但是，全球性的公司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诉讼，这就使得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成为一个难度较大的操作事项。

“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变通的办法进来的。这个条例是需要修改的。”何迪透露，瑞银从交表申请到获批用了7个月，但前期谈判谈了有两年。

类似的一个规定存在于高管的任命。何迪称，任命高管，需要经过当地监管机构资格审查，不但要资格考试，还需要原单位出具没有违法、没有违规的证明。但是，外资银行经常在各个单位间挖角，让原单位出具证明就成了一个问题。何迪称，一位跳槽到瑞银的高管，为了让老东家出具证明，整个任命用了9个月时间。今年另一位总经理的任命，也花了7个月时间。

“人事任命的问题，在一个国际性大机构里是很常见的，我们的监管审核各方面，实际不是那么有效的，是需要进行改进的。”他说。

资本金问题是外资机构反映较多的一个难题。何迪称，证券公司油行业系统性评级，根据评级来允许哪些业务可以做。外资进入中国，资本金较小，相当于本土中小型证券公司，而资本金又是评级非常重要的指标，以此衡量，就导致外资券商很多业务不能开展。比如，瑞银非常擅长做衍生品业务，但由于资本金的影响，两年都不能开展此项业务。

“我们跟监管当局说，你放我们进来是要让我们发挥作用的，但实际的条例是我们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我们提出一些办法，是不是增持，加大资本金，但其他股东又怕摊薄，即便他们同意摊薄，我们又超过了51%的标准，又要政府批准，政府又不允许，所以卡在那儿了。”他认为，这些规定也需要创新，比如，可以考虑以母公司的信用保证来防范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何迪建议，监管部门从问题导向出发，对过去三十年的政策法规进行系统梳理，按照轻重缓急来修订或废止与金融开放新政相违的规则，这本身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

“要拿出当年进入WTO时候的决心和行动。当年为了进入WTO，专门有个班子，由各部委组成，清理了将近1000条与WTO原则相抵触，或者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行政条文，在几年之内进行了废止或者修订。”何迪称，同时，监管机构还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创新，以新办法适应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