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末,当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初秋光景,北欧的芬兰已经有了冬天的模样:清冽的湖水,蒙着微霜的落叶,午后被红色浆果剪碎的蓝天下,空气里满是季节交错的味道。
而这一切,并不是当地居民记忆中最初的样子。
“相比我们小时候,现在芬兰的气候环境已经变得大为不同。不仅大风天常常降临,雨季也连绵不绝。”芬兰环境部常务秘书汉娜尔·波卡(Hannele Pokka)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尽管芬兰拥有全球最洁净的空气和水资源,碳排放量已比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减少了21%以上,这个希望在2035年完成碳中和(即零总碳量释放)目标的国家仍在继续思考,如何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产业链完整的垃圾处理,再到不同城市的碳中和时间表。
垃圾处理的“吸星大法”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街道干净整洁,随处可见分类清晰的垃圾桶。作为已将环保和垃圾分类内容列入国民基础教育教学大纲的国家,芬兰早在1978年就出台了首部专门适用于垃圾管理的系统性法律《垃圾法》,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
由于垃圾分类已经施行几十年,芬兰的垃圾处理不论是在前端收集还是后端处理方面,都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
“扫码开桶,把废弃物放到开口处,它们就会自动吸走垃圾,并通过地下管道抽输送至远处的垃圾收集站。”在赫尔辛基万塔区的基维斯托(Kivistö area)社区,MariMatic公司销售和项目副总裁马可·维塔宁(Marko Virtanen)在几个长相呆萌的“大胃王”垃圾桶前演示说。由于利用了真空原理,垃圾在管道中的运动时速可达80公里。
这一“黑科技”其实早在1980年就已用于工业应用。马可告诉记者,这套MetroTaifun 最早源于1980年为工业应用面世的Taifun真空输送系统,现在看到的这套MetroTaifun是于2010年开发的专门用于地下运输市政废物的,控制这些垃圾桶的系统就在不远处的指挥室。
他介绍道,该系统的建设价格取决于当地居民人口和管道铺设的长度,一个系统建设完毕需要两年,“当然这也取决于土建公司”。马可表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如果大范围铺设起来成本也很高。不过目前,他们已经与一些城市和机构有了合作,比如上海的瑞金医院,以及珠海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心海州。
如果说处理垃圾的黑科技能大大提高城市运转效率,而居民垃圾分类的细致程度,才是一切得以运行的根源。
一般来说,在芬兰可以丢弃在公寓垃圾桶中的垃圾可分为纸、纸板、玻璃、金属、有机垃圾和混合无害垃圾六类,每个居民家中厨柜中也几乎都有涵盖上述分类的隔间。
此外,在芬兰居民还需要为自己丢弃的垃圾缴纳费用,当产出的垃圾种类分得越细,数量越少,需要缴纳的费用就越低。
Päijät-Häme废物管理有限公司Kujala废物中心向导派维·奥克萨宁 (Päivi Oksanen)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作为当地的居民,首先需要跟垃圾运输公司签一个运输合同,每人交的垃圾费,实际上就包括垃圾的运输费、处理费。一般来说,居民每周需要缴纳1.6欧元。”而在他们公司,每吨混合垃圾的收费是180欧元,在运送至处理中心后,再采用全自动技术从废物中生产SRF燃料和木质燃料等。
不过,她补充道,居民也可通过细化垃圾分类来减少垃圾费用的支出。
以她自己为例,由于是独栋别墅,因此家门口的垃圾桶并没有公寓类居所那么细致。但如果她能在能源垃圾口混合垃圾里面,尽量把塑料、金属、玻璃等有价值的东西都分离出来,家门口的能源垃圾箱和混合垃圾箱的重量就会减少。“在芬兰,大的商场、超市旁边都有垃圾分类站。我每次去购物的时候,都可以把塑料垃圾,还有像硬纸板或者金属放到这些大的超市旁边的垃圾箱。”她还说,由于去年她将家里生产的垃圾分得更为细致,因此又少缴纳了一些垃圾处理费。
此外,在本次走访中,芬兰的一些当地官员对中国已经开展的垃圾分类行动表示了赞赏。
在芬兰南部城市拉赫蒂市,市长佩卡·蒂莫宁(Pekka Timonen)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如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2005年)去上海时浦东新区的模样。“上海的发展速度太惊人。同时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目前上海已经开始着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居民已真正行动了起来。“对于像上海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说,任何小的改变,实质上都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不同方式推动循环经济
不只在垃圾处理方面,芬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也有相应的时间表。
作为欧盟的一部分,芬兰致力于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根据新任政府设定的目标,在2035年芬兰全国要实现碳中和(是指人类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并在此后不久实现碳负排放。芬兰正在制定所有部门的碳中和路线图,动员社会各界进行变革以实现这个挑战。
在芬兰环境部的会议室,经济事务和就业部部长顾问彭蒂·普哈卡(Pentti Puhakka)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图表。这张含有国民生产总值和温室气体排放两条曲线的图标显示,两者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虽然芬兰有很多能源密集型的产业,但是我们看到相对于1990年的水平,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70%。也就是说温室气体的排放跟国民生产总值是可以脱离的。排放的碳变少,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降低。”
这也证明了碳排放和GDP的增长可以实现脱钩。在普哈卡看来,减少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做法是征收碳排放税。
“具体来讲就是对石油、化学燃料等领域征收更高的税。如今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每吨碳排放的价格上升到了20欧元(约合155元人民币),是原来的四倍。因此那些正在把能源生产转向可再生性能源生产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碳交易来获得巨大的利益。”普哈卡解释道。
而如何让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根据气候环境来实施日常活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佩卡·蒂莫宁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刚上架不久可以进行“个人碳市场交易”的手机应用程序,比如,通过监测用户的出行方式,来计算个人的碳排放量。“如果你长期坚持了低碳出行,那么积累的积分可以换取一些奖励,比如免费的饮品、健身卡等等。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实行个人碳交易的APP”。难怪拉赫蒂在今年6月被欧盟委员会授予2021年“欧洲绿色之都”的称号。
而在另一座城市埃斯波(Espoo),产学研一体化正推动可持续发展。
只有20多万人的埃斯波,一直被视为芬兰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科技创新中心。这里不仅诞生了像诺基亚等科技企业,还有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等,如今也仍是芬兰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的输出地。
在埃斯波的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VTT)有限公司的Smart Otaniemi(聪明的奥塔涅米项目)展示厅,就可以看到包含智慧能源、ICT等项目的试点。VTT国际关系专家朱莉·克拉维乔(Julie Clavijo) 介绍说,Smart Otaniemi是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将专家、组织、技术和试点连接在一起的项目。“比如说利用5G网络等最新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实际环境中进行测试。”朱莉说,能源和ICT研究方面的成果与AI等新技术相结合,也有助于进行系统性创新。目前,VTT的2000多名员工有65%以上是科研人员。
不过,不只是产学研的研发,在埃斯波市,他们也有着更高的目标,比如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
埃斯波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埃琳娜·万妮(Elina Wanne)说,他们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四个角度推动可持续发展。比如在交通领域,埃斯波的目标是增加自行车和行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的运输方式份额。
她表示,目前埃斯波已经拥有了来自中国的33辆纯电动客车来优化他们的交通系统,包括埃斯波在内的赫尔辛基大区数个城市,计划在5年内使零碳排放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提升至30%,到2030年争取实现公交系统百分百零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