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信用卡涉案背后：互金链条暴力催收压顶

51信用卡有限公司（下称“51信用卡”）被调查一事终于明了。从10月21日晚间到22日白天，来自杭州警方、公司创始人孙海涛、51信用卡在港上市公司的多方声音表明，公司被查是由于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寻衅滋事。

尽管事件阶段性告一段落，但由此带给行业的焦虑并未消减。一位互联网金融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相比此前追查大数据公司和催收机构的影响，此次事件对各机构心理层面的震撼比较大，预计会强烈影响其后续行为。”

沪上一位助贷机构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这次事件，给行业最直接的警示在于，催收合规是第一要务，这是不可置疑的。”

信贷撮合“是”与“非”

在21日晚杭州公安发布通报后，22日凌晨6点孙海涛发布消息称，“这个风波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对合作公司的培训和监督不够，导致在对借款人联络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给个别借款人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们非常抱歉。”

与此同时，就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51信用卡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但事实上，此前51信用卡旗下业务51人品就频频爆出“暴力催收”问题。据了解，51人品是公司下属的网络借贷信息服务平台。51人品官网显示，9月其累计撮合交易802.28亿元，累计撮合出借人208.9万人。

记者查询21聚投诉网站发现，针对51人品的投诉量高达4266起，多数涉及非法收取“砍头息”、发放高利贷、暴力催收等。比如其中的一个投诉人提及，“使用51人品两年，最长逾期过2天就被骚扰家人，恐吓催收。”

不过，51人品所带来的信贷撮合费用成为51信用卡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公司半年报显示，目前主要营收来源包括信贷撮合服务、介绍服务费、信用卡科技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其中，信贷撮合服务费占比最大，为57.4%。

业绩报告还显示，51信用卡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撮合总量为138.33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29.88亿同比增长6.5%；信贷撮合笔数从去年同期的110万笔增长27.3%至2019年上半年的140万笔。同时，公司主动缩短撮合的信贷产品平均期限，使得平均撮合服务费略有下降。

资金来源方面，机构资金占比显著上升，截至6月末，机构资金占比已达50.5%，同时机构授信额度超过150亿元，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

再往前看，历年财报显示，2015年至2018年，51信用卡的信贷撮合及服务费收益分别为0.17亿元、3.84亿元、16.27亿元、20.56亿元，对应的占整体收益总额比例约为18.67%、67.28%、71.73%、73.1%，比例连年攀升。

而实际上，公司在2012年上线初期，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信用卡账单管理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之一，收入主要来自信用卡科技服务。此后公司历经转型，主要以信贷撮合业务为主。目前，51信用卡管家APP拥有用户达8340万，管理信用卡已达1.387亿张，截至2019年6月末，收入约14亿元，净利润达3.09亿元。

2019年半年报还称，51信用卡已与超过100家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记者查询启信宝发现，51信用卡的主要客户包括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等多家股份行。

孙海涛22日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51人品借款人端待还资产余额为107亿元，对应投资人端待还余额97亿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自有净资产余额38亿元，自有现金总额26亿元。

暴力催收几时休

此次51信用卡所涉暴力催收问题在行业内并不少见。近年来，随着消费金融行业的迅猛生长，在信用逐步下沉的同时，网贷平台、小贷机构、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暴力催收行为亦不断出现。对于平台而言，收回资金、避免坏账关乎切身利益。

但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老赖”的侥幸心理更是激化了催收机构与借贷人之间的矛盾，暴力催收时有产生。前述助贷机构高层人士对记者表示，“一些机构不是不想合规催收，而是难度太大，比如说成本高、效果弱、耗时长等，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征信体系滞后。”

还需注意的是，尽管暴力催收与催收公司有直接关系，但并不代表借贷平台毫无责任，近期监管层面对大数据公司的调查也透露了这一信号，交易链中的每一环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前述互金行业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次查到了金融机构身上，不仅包括网贷公司，也包括小贷机构、消费金融公司以及银行等。”

孙海涛一再承诺将合规经营。他表示，在后续的经营活动中，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运作规程，进一步落实各项风控措施，杜绝一切不规范的第三方合作，并确保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作。同时，优先确保对各个出借人按合同如期兑付。为此，我们将定期公布企业运作情况及资产情况，以及对出借人的兑付情况。同时，我们将自觉接受属地政府、第三方审计公司以及广大出借人的监督。”

前述沪上助贷机构高管则称，在与外包催收机构的合作中，要对其进行严格资质准入，如从牌照、经营时间、股东背景、合作内容等方面进行评判。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风波后，不少金融机构将提高合作机构的准入门槛。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对第一财经称，头部金融机构预计会重新梳理业务流程，对外合作全面从严；中长尾机构，涉嫌违规操作的会暂停或退出，规范性较高的也会因全行业收紧而感受到寒冬的压力。“而随着长尾机构和违规产品的退出，一些过度借贷的高风险群体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引发一些局部市场出清。”他补充道。

此外，针对暴力催收问题，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到，要对暴力催收予以严惩。

《意见》指出，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都应当数罪并罚。纠集、指使、雇用他人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犯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