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难以令人信服？

自1969年设立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的关注目光，让全球顶尖经济学家趋之若鹜。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揭晓，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的两位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对于本次诺贝尔奖的三位得主，笔者并不陌生。2003年，笔者曾在MIT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修读过这三位获奖者共同讲授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多次与三位教授进行交流，有着多面之缘。

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履历着实光芒四射。特别是三位获奖者中，迪弗洛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至今最年轻的获得者，年仅47岁的她，在博士毕业后便凭借出色的学术潜力加入MIT经济系工作，打破了美国学术圈内本校博士无法毕业留校工作的惯例。更让人无数寻求教职的年轻人艳羡的是，迪弗洛仅在留校三年后，便凭极其出色的学术成果拿到MIT经济系的终身教职，大大少于通常所需的获得终身教职考核的6~7年的时间。如今的迪弗洛教授早已活跃于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作为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主编，她的意见影响着无数学者的学术生涯与命运。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重在奖励三位经济学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诺贝尔奖官方表示，“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而三位获奖者基于新的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的大量微观实证研究，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今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当然，尽管此次诺奖得主的学术背景无可挑剔，且三位也均在学术界享受着至高声誉，引领着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但对于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笔者还是颇有遗憾的，原因在于：

首先，发展经济学应多多鼓励重要宏观话题、重大实践的深入研究，有时通过常识便可以辨别的结论，不应代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方向，获得经济学最高荣誉。毫无疑问，贫困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田野实验提倡通过大量的微观数据与精心设计自然实验进行问题研究，虽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价值，研究者也需要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作业，十分不易，但由于其关注点过于细微，往往依靠常识判断便可得到大致结论，如是否应该通过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为贫困儿童发放驱虫药物是否会帮助孩子提高上课出勤率问题等，其现实意义和政策影响都非常有限。

其次，田野实验力求方法论上的创新，但研究结果并不能获得广泛应用，也是这类研究的弊端。笔者赞同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对随机对照实验的质疑，在他看来，大量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着迷于描绘贫困的细节，缺乏对其内在机制的探索，所有的洞察都是肤浅的。而且受制于方法论本身的限制，随机对照实验仅能应用于单一场景和严苛的假设条件，关于A国甲村的试验结论，并不能运用在B国的乙村，政策意义大大受限。

再有，缺席对中国、韩国乃至亚洲其他取得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具有天然缺陷。特别是中国，作为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全世界脱贫工作贡献最大的国家，过去70年，中国的减贫人数达到7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国政策层要求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因此，中国政策实践是全世界消除贫困的绝佳案例。

除此以外，中国政策制定者从未通过自然实验来解决贫困问题，但在实践的道路上，却根据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通过渐进式的政策措施，一步步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实验”，即先由设立经济特区开始，慢慢积累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并根据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了脱贫与经济发展目标。如此绝佳的发展经济学案例，却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方向，是有缺陷的，也很难令人信服。

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不仅是对经济学家学术研究水平的认可，更对于未来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资源投入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多控制着主流经济学杂志，这使得顶尖杂志在文章筛选过程中，一旦不应用田野方法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文章便很难被选中，限制了更多研究的可能性。笔者担心，将追求微观细分问题的实验方法作为研究的主流，其实是将发展经济学研究带入歧途。

实际上，对于当前诺贝尔奖的上述反思，笔者早在2003年MIT学习上述三位诺奖得主的发展经济学课程时便有所思考。还记得与诺奖得主讨论中国发展与贫困问题时，教授们对此话题漠不关心，反而对“印尼天气变化对当地储蓄率影响”问题更加兴奋；而当时MIT的年轻学者也把能否寻找到独特的数据作为检验研究好坏的最高标准，为了获得“别具一格”的数据，到艰苦的环境下去进行随机试验广为提倡。这些现象给当时笔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惑，甚至这种困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笔者日后的研究工作与职业生涯的选择。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是发展经济学脱贫最好的研究案例，总结中国在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在规律和成功经验理应是发展经济学重要研究方向，而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缺乏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遗憾。这也难怪当前各界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已经提出不少批评意见，甚至是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建议。

笔者赞同国务院参事夏斌曾提到的观点：全球经济学发展应该具有中国声音，设立中国经济学最高奖以鼓励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非常关键。而在今年9月下旬，笔者参加第十届新莫干山会议，会上感悟颇深。与会中国青年学者已就如下内容达成共识，即发扬家国情怀、问题导向和实事求是的莫干山精神，做助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实践的研究，总结中国脱贫的宝贵经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沈建光博士宏观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标题：《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还是歧途？——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