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货币政策已“失灵”？恐陷入“格林斯潘式失败”，转向财政政策求解

今年以来，伴随全球贸易局势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全球央行相继重启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彭博统计，截至9月5日，世界各国、各地区央行2019年迄今的降息次数已达到32次，合计降息幅度达13.85个百分点。

利率掉期市场的行情显示，假设各家央行继续保持当前的放松步态，未来12个月合计降息次数将达到58次左右，而合计降息幅度会多达16个百分点。

对于全球央行的集体转“鸽”，多位分析师表示，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对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影响越来越有限。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一些央行内部人士也逐渐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近来，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陆续推出了具体的财政刺激措施。

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或令全球央行陷入泥潭

美国银行外汇策略师瓦姆瓦基迪斯（Athanasios Vamvakidis）在近日的一份研报表示，全球风险有所增加，但货币政策可能不是解决这些风险的最佳方式。

“货币政策试图解决的风险主要是其他领域政策失误的结果，但即使实施更多的宽松政策，也不太可能完全抵消这些风险。” 他称，“这些风险包括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德国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以及缺乏财政刺激、意大利的政治风险和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等。”

瓦姆瓦基迪斯指出，货币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对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影响越来越有限。大多数央行的政策空间本来就非常有限，这意味着他们或许正在浪费宝贵的“弹药”。

他还对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提出了警示。在他看来，“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已导致各种资产类别的扭曲”，并“阻碍了正常的经济调整和更新机制”。

他称，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使得央行更难像2018年那样将货币政策正常化。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最终会导致央行的“量化失败”，投资者将高度关注债务上升和全球增长乏力，这很可能导致市场波动性上升。

他还进一步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宽松对资产价格的支持大于对实体经济支持，从而推高资产价格泡沫，而经济实体经济变得更加糟糕，最终导致格林斯潘式的失败。”

无独有偶，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近期也表示，目前的经济形势与上个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极其相似，而央行政策已经“失灵”。

在他看来，当前的全球经济正在接近世界三大储备货币的短期和长期债务周期的末期，大量债务到期支出以及养老和医疗等非债务支出都超出了收入可以承受的范围。在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变得频繁；在国家之间，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摩擦增多，世界秩序正在改变。

达里奥表示，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经济行不通，因为利率本身已经足够低了；通过印钱购买资产也行不通，因为这样并不能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真正的信贷；将巨额赤字货币化类似于饮鸩止渴，特别是在当前纪律松散的环境下。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冲和投资董事宏观策略总监付鹏也认为，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陷入“日本化”陷阱中。

他称，三十年前的日本已经证明了货币政策并非万能，而现在越来越多全球性的“日本化”现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正陷入到当年日本面临的情景中。

“货币政策的极端、无下限使用会对经济发挥一定的效果，但分工失衡，分配失衡，债务失衡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矛盾不解决，即便是随着利率水平下降，其边际效应递减，货币政策终究将触及利率下限。”他称。

此外，他还强调，全球经济资产价格政策方向越来越深地被“利率”绑架，在长期推行低利率、负利率政策下，资金的配置方式发生扭曲，造成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局域杠杆高企，不利于金融稳定。

“全球范围内因为这种（货币政策带来的）资本流动出现杠杆高企和局部资产泡沫化。”他称，“而未来进行加息等反向货币政策操作时，将会刺破此前的泡沫和杠杆。”

在全球央行齐齐“放水”之下，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全球负收益率债券总额已达到15万亿美元，占全球所有政府债券的25%。长期实施负利率的欧元区更成为负利率债券的最大贡献者，瑞典、德国、芬兰和荷兰四国的负收益率债券占比分别高达91%、88%、84%和84%。8月21日，德国还以纪录低位的-0.11%票面利率发行30年期国债。

事实上，全球央行内部也有一些官员开始反思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潜在问题。

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在近日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就警示称，极低的利率往往“与战争、金融危机和货币体系崩溃等高风险事件同时发生”。

上周以来，数位美国地区联储主席也相继发声反对美联储继续降息。比如堪萨斯城联储主席乔治(Esther George)就称：“目前还不是时候为经济提供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宽松政策不是一个免费选择。它会拉动需求，可以使杠杆更有吸引力。但根据美国在经济周期中的位置，它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多国已转向财政政策求解

在经济衰退指标频现，而货币政策效果式微甚至可能带来副作用的背景下，不少决策者陆续转向财政政策寻求“解药”。

在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坚称经济非常好，但据外媒报导，美国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已在筹备帮助提振美国经济、防止其陷入衰退的方案。据悉，该方案可能涉及消减工资税等措施。

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推动这一计划，该计划也还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白宫发言人在回应外媒时则称，虽然政府对进一步减税持开放态度，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削减工资税”。

在亚洲，韩国财政部长洪楠基8月21日表示，将在2020年投资4.7万亿韩元（约合38.9亿美元），以支持可能成为韩国新增长引擎的创新产业。明年将先投入1.7万亿韩元用于数据、5G网络服务和人工智能，另外的3万亿韩元将用于系统半导体，生物健康和未来新汽车产业。

除了韩国，亚洲另一个国家泰国近日也批准了价值近3170亿泰铢(约合103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旨在应对经济放缓，并计划在今年实现至少3%的经济增长。

此前，泰国财政部曾下调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3.8%降至3%。如若成真，这一增速将是该国2014年以来最弱的增长。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办公室主任桑斯尼特(Lavaron Sangsnit)表示，若刺激计划奏效，今年GDP可能会增长3.5%。

印尼也实施了财政刺激。该国总统佐科近日宣布了最新的预算，计划通过创纪录的1780亿美元支出和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将2020年的经济增长提振至5.3%。印尼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增长了5.05%，预计2019年全年将增长5.2%，这与此前设定的7%的增长目标相去甚远。

在欧洲，在今年第二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后，瑞典政府称，明年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放缓。

近日，瑞典财政大臣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承诺在明年年初削减最高边际税率。她表示，明年的预算将“经过精心调整”，准备充分应对经济放缓。但她同时坦言，由于明年可供“改革”的资金仅有约250亿克朗（约合25.8亿美元），刺激的空间有限。

瑞典7月的失业率升至3年高点。不少经济学家呼吁瑞典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解决基础设施和福利方面的需求。

而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近来也有消息称其即将打破平衡预算传统、开启财政刺激政策。

德国财长肖尔茨（Olaf Scholz）在8月18日曾表示，德国拥有“全力”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的财政实力，暗示柏林可以拿出高达500亿欧元的额外支出。由于德国经济濒临衰退，且借贷成本处于纪录低位，德国目前面临国内外压力，要求其放弃平衡预算的承诺，转而通过举借新债来增加投资。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1%，增速不及欧元区0.2%的平均水平。此外，8月德国ZEW经济景气指数下降至-44.1，为2011年欧债危机以来的最低值。也因为这样，扩大财政刺激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德国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近日称：“我们需要国家(在经济一旦衰退的情况下)举债，尤其是在值得投资的领域”。

德国工业协会(BDI)也呼吁德国联邦政府“尽快放弃”严苛的财政政策。该协会总经理朗格(Joachim Lang)认为，德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因为“德国经济在过去的十年表现强劲，就业率很高，公共财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