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垃圾的人（附视频）

作为城市居民，你大概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刚扔到楼下垃圾箱的废纸箱、旧衣物、破玩具，有时候就是一顿饭的工夫，便会“自动消失”。

消失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们仍有利可图。虽然年轻一代面对这些生活废品，多半已没精力找人上门来称重卖钱，而是直接当垃圾丢掉了事，但拾荒者们会把它们很有耐心地收集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回收产业的认知，也仅止步于此。

事实上，告别消费者家庭的这些生活废品，之后又会经历城市内部废品站的层层流转与不断细化的分拣操作，最终每一件废品都会各得其所——有些会以二手商品的身份迅速流回市场销售，规模之大，生意之好，甚至还发展出了新的全球化贸易链条；没有直接售卖价值的，还可以被拆解，成为某种可再生资源，被送回各种再生资源的处理工厂，清洗、粉碎，重新投入熔炉，融化为各种金属、塑料原料后，甚至看不出丝毫“再生”痕迹，完全可以和新冶炼出的原材料等价售卖。

总之，这是一门涓涓细流汇入大海的生意。同时，也是一门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生意。

老许和小苏

老许今年70岁出头，江苏宿迁人。他在上海市虹口区一个1980年代建成的工人小区做清洁工，每天清晨4点就出来清扫小区的路面，每个月可以领到2480元（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收废品则是他的副业，月收入有1000多元。

今年2月以来，他被委派了新工作，就是负责垃圾分拣。早上7点到9点和晚上6点到8点，是小区（整个四平街道）规定的允许居民倾倒垃圾的时间，老许需要和一名居委会派来的志愿者一起，帮助指导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每天他都会冲洗一遍湿垃圾桶，所有的垃圾桶按类别排列整齐，小区居民都夸他是小区里（垃圾）分得最好的一个。

老许从小区居民那里收纸板，一公斤大约七八毛钱，转卖给废品站，价格则是一块两毛钱。各种废品里，泡沫的价值极低，又占地方，有人打电话开了卡车来收，象征性地给他几块钱，老许就把泡沫给对方了。这方面，他远不如小区另一位清洁工“小苏”态度强势。

“小苏”是小区居委会垃圾分类志愿者乔叔对他的称呼，今年也有50多岁了，已经在上海卖了18年的废品。那些围着住宅小区拾荒和做收废品生意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甚至更年长一些。

周末居委会不上班的时候，小苏会把废品摊摆在小区入口，那里人流多。他话不多，有人找来卖废品，他总是板着脸，弯腰把废品搬到台秤上，迅速扫一眼秤上的刻度，然后起身直接去零钱盒里抓了钞票给对方。碰到想讨价还价的，他也几乎不解释，干脆摆摆手：“不值钱。”如果对方还要坚持，他就再塞个一元的硬币给人家，最多也就这样了。

跟老许比，小苏是一个更精明的生意人，每月靠收废品可以有五六千块的收入。“我在老家农村里都盖了别墅咧！”说到这里，小苏很得意。不过，他那个不知足的儿子最近又跟他提出想在县城里买房。讲到这里，小苏转而抱怨儿子不争气，“只会啃老”。

因为怕被交警罚，老许和小苏都是等到天黑以后才出发去附近的废品站。小苏对自己的三轮车颇自豪，因为加装了电机，运力可达两千斤，所以他也最怕自己这辆“宝马”被交警没收，“整辆车值两千多块钱，真收走就是要我的命了”。

一些拾荒者在车子被收之后，因为承担不起罚款以及想到日后会有更多不确定的风险，索性回到外省的乡下老家。留下的人，则想尽办法保全自己的运输工具。有时候他们会“团队合作”，在经过挨罚几率较高的主干道时，先安排一个人骑电动车在前面探路，电话通知后面的人是否安全；也有一位年纪大的阿姨分享了她的经验：三轮车故意不装电瓶，在路上撞见交警就提前下车，很吃力地推着车从警察面前走过，“他看到我这么辛苦，就不会罚我了”。

“4050工程”废品站与隐秘的垃圾村

每天晚上8点前后，是赵子建一天最忙的时候。附近几公里的拾荒者，大都喜欢选择在警察下班的这段时间，骑着三轮来废品站送货。最近，因为周围的许多废品站关掉了，跑到这儿卖废品的人明显多起来。

这家位于上海虹口区一条老街的废品站，已经存在了16年，早年还曾被当作正面典型在各类报纸、电视台节目上宣传，因为它属于市政府的“4050工程”建设项目。“4050工程”是上海市政府促进困难群体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针对40岁以上的女性和50岁以上的男性下岗、协保、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再就业岗位。

2015年这家废品站因环境卫生问题曾被相关部门查封，整整关停了一年多时间，临街的大门都用石头砌上封死了。重新营业这两三年，赵子建也越来越困惑于政府对废品站的态度。

赵子建说，这个废品站隶属于区一级物资回收公司，过去是受市商委管辖。不久前他在网上看到新闻，哈尔滨市区内的废品站全部关掉了，但他觉得这都是暂时现象，理由是“不靠废品站，只靠清洁工人去做，（垃圾分拣回收）肯定做不完的”。

废纸板是这里回收量最大的垃圾。目前废纸板的价格是1800元左右1吨，以前高的时候会达到两三千元，但这个价格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降。“连纸厂的成品都销不出去，废纸肯定便宜。”赵子建介绍说，纸板的成色也分好坏，废纸循环的次数越多，成浆率也就越低，价格自然也便宜，“就和旧衣服一样，洗得越多，面料越薄”。

和很多废品站一样，赵子建这里也有一台花10万元购置的废纸板打包机。靠着履带的动力，这台机器把事先被踩扁的废纸板吞进去，然后自动压缩打包成一个长约2米、宽高约1米的长方块，再用叉车运到卡车上，有的直接送往造纸厂，另一些则流向规模更大的废品集散中心。

这些被称为集散中心的废品处理点，一般会容纳各种垂直类型的废品作坊，它们各自划片囤积自己的废品，做着更为精细的分拣出售生意，或者是原料粗加工，整体环境之差，就像是一个“垃圾村”。

很多垃圾村甚至不会在地图上被标示出来，因为它们并不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法人实体。在共青国家森林公园西侧，位于军 工路与一条货运铁路之间的狭长地带，就隐藏着这样一个垃圾村。

如果不是尾随一辆运送废木材的三轮车，我们断然找不到它的入口。整个垃圾村大约有5000平方米，集中了8家商户，分别经营着泡沫、塑料、玻璃瓶、铝制品、废铁、木材等各种废品。

在一小座装满塑料制品的“麻袋山”附近，我们遇到了来自安徽无为的许老板。在他的精细分拣下，那些收来的塑料废品又可以按成分不同，被分成数十种。他会先投入颜色不同的小筐分拣，堆满一筐就装入麻袋，外面贴好成分说明的标签。细致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挑出那些价值更高的塑料。

不远处另一家做玻璃瓶回收生意的商户，赚的同样也是精细化分拣的钱。一些小酒厂的玻璃瓶被随意地扔到玻璃堆里，摔落成残渣碎片，而青岛啤酒的玻璃瓶就会被整齐排列，装进麻袋，因为它们会被送回酒厂，清洗消毒后还可以再次灌装啤酒。

爱回收与盈创回收

位于宝山区的上海智力产业园，位置已经算是上海的北郊。2015年，爱回收租下这里一栋楼的两层，总计3500平方米。从外观看，它和普通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但内部却是一个流程严谨的分拣车间兼仓库。这里是爱回收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运营中心。这家成立于2010年、主营电子产品回收的创业公司，在2019年6月完成了新一轮5亿美元战略融资后，估值已经超过25亿美元。

从各个商场的爱回收柜台以及二手电商平台回收上来的手机，被打包送至这里，先被贴上仓储库位的条形码，然后就会开启有着二十多道工序的质检之旅。每天，大约有1万部手机会在这个运营中心流转。

质检项目包括手机外观、成色、划痕以及开机运行情况等，负责质检的工人不需要对手机整体零部件“很懂行”，因为整个流程被细密切割，每个人只需要熟练掌握自己负责的一道工序，做成熟手就行。爱收回利用一套自研的算法系统，根据质检结论，会自动给每部手机分级并定价。

之后，这些手机就进入“清理区”——彻底清空原机主的隐私信息。爱回收运营中心高级总监郭佳介绍说，这是整个运营中心最耗时、成本投入最高的一道环节。彻底清除一部手机的所有数据至少需要20分钟，一个运营中心处理手机的上限通常也受数据清理环节的时长所制约。随着手机回收量的激增，爱回收每年需要支付近千万元的软件使用费。

2018年，爱回收平台处理手机1000万部，年营收达到70亿元。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两块：被认定为没有二手出售价值的旧手机，占比大约为10%，会卖给拆解工厂，因为一些元器件仍有再利用价值；其余被判定可再次出售的手机，会被送入运营中心的恒温仓库等待出售。

郭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一部手机在运营中心待不到24小时，就能售出。款式新、成色好的二手手机，通常会再次流通回国内一二线城市的二手市场。品质稍差的，也能在下沉市场以及很多海外不发达国家找到销路。除了直接包销给一些经营二手电子产品的“大客户”，爱回收在2018年6月上线了电子产品代拍平台“拍机堂”，用于对接中小手机商户，目前也开放给个人消费者。据官方表示，拍机堂运营头半年，月交易额就已接近3亿元。

针对前端回收环节，爱回收从2013年起开始发展线下门店这种重模式，截至目前，柜台总数已经超过600个。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两年以上的门店目前平均一天能保持在50到60单，基本都能盈利。”此外，它还在超市、电信营业厅布点了几千台自助回收机。

位于北京的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创），做的也是自助回收机的生意，回收对象是各种PET塑料瓶。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一个PET塑料瓶再生处理工厂。由于塑料的再生处理成本高，盈创生产出的塑料原料，比直接从石油加工而来的塑料还要贵10%至20%，所以并不好销。当时的市场空间，基本属于“吃政策饭”——比如一些欧洲国家的监管立法中，规定有些企业必须采用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或者是以“再生制品可享受一定税率优惠”这样的政策吸引企业采购再生塑料。

为了降低原材料成本和拓宽来源，后来盈创把目光投向自己所在产业的上游环节，开始研发和出售回收机，尝试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洁净的塑料瓶。2012年年底以来，盈创首先在北京的地铁站、快速公交、社区等位置，持续投放了5000台塑料瓶回收机，每台回收机夏天平均一天能回收100多只瓶子，这样的使用效率并不算高。

“国外的回收机，一台一天平均能回收3000个塑料瓶子。因为它们采用的是押金制，比如德国就通过立法，消费者在购买饮料、洗发水等产品时向商店支付约25欧分的押金，只有完成塑料瓶的回收才可以拿回押金。”盈创总经理常涛介绍说，目前公司的客户大多都在海外，购买的产品包括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饮料瓶智能回收机，产品价格从2万到10万元不等，累积销量达到1000多台，已成为盈创最稳定的营收来源。

而说回到盈创的老本行——资源再生，常涛觉得，今年在全国逐步铺开的居民垃圾分类应该是一个信号，而盈创的工厂也在去年从北京搬迁至天津，今年年底就有望再次开工了。

非洲与星巴克

陈浩辉经营的服装分拣出口工厂，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虽然是民营公司，但政府出于政策扶持的考虑，授予了它“广州市废旧衣物回收分拣中心”这个一个很有官办味道的企业资质。

单单三个车间超过70人，基本都是做分拣工作。车间大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提示板：入内必须戴防尘口罩。厂房里的流水线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张绿色的传送带，两旁站着四五个分拣女工，负责根据衣服的材质、款式、花色等指标分类，分完直接“投掷”到相应的篮框中。旧衣服在这里可以有多达160种分类项，纯棉、牛仔、化纤……甚至白颜色衣物也按要求自成一类。

随后，分好类的衣物，有一部分会被压缩成一块块约80公斤重的“砖块”，直接码放至轮船集装箱。未来，它们还要在海上漂泊两个多月，最终抵达非洲大陆。另外还有一些边脚料完成颜色分类后，会卖给下游的纺织加工企业。

陈浩辉向《第一财经》杂志讲述了这些二手衣服在非洲市场被抢购一空的场景——在他驻非洲的办公室门外，等着来拿货的代理商们沿着楼梯排成长队。夏装最受欢迎，衣物按照综合品质分为A、B两等，A级每吨约6000元，B级约4000元，包含了海运费和清关费。直接从陈浩辉手里拿货的经销商，每吨加价1000元倒卖给零售商贩，而商贩们再以5到20元一件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这些衣服一旦流于集市，马上就会被当地消费者哄抢。

一包几十公斤的“压缩包”，打开后大概有200件衣服。这些压缩包在一两周内就能在普通的小摊位上消化完。

一家旧衣物的分拣出口工厂如果每月能出口30个集装箱柜，会有60万元左右的毛利收入，净利大约10万元。陈浩辉的办公室里，有一面墙上挂着两幅地图，分别是东南亚和非洲。他解释说，这基本涵盖了目前二手衣物出口七成的市场版图，几个出口重点国家被用红色标注，比如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前者甚至占据了非洲近30%的市场。目前南美洲和中东市场基本由欧美国家供应，他希望未来把这两块地图也贴在墙上。

陈浩辉进入二手服装出口这一行有8年了。2011年，他跟着朋友去加纳考察商业机会时意外发现，当地的农贸市场和商场都很冷清，唯有二手市场挤满了人，老百姓在里面争相购买来自发达国家的各种二手商品。于是，他放弃了原先代理EMS国际快递的业务，和朋友一起办厂，到市场上收购二手衣物。

“出口是整个旧衣物回收涉及的各个环节中，唯一能够产生收益的部分。如果没有出口生意，可能这个行业就没有人去做回收了。”中国规模最大的衣物回收平台——飞蚂蚁创始人马云介绍说，去年该平台在国内共收回来接近4万吨衣物，虽然分拣后占比最大的用途是再生，约占80%，但是利润最大的是出口，不到15%的出口衣物能换来近5成的利润。飞蚂蚁和陈浩辉的工厂在2017年结成生意伙伴。

在非洲，旧衣物的进口需求非常大。以平均海关一个月进口600个集装箱柜来算，其中约有1／3，约200个柜都是旧衣物。“非洲各个国家都没有成熟的纺织业体系，80%的当地人穿的都是二手衣服，中国每年出口非洲的二手衣服达到100万到200万吨，但占据的市场份额还不到30%，欧美流入非洲的二手衣服更多。”负责衣物后端供应链管理的飞蚂蚁联合创始人贺行林说。

飞蚂蚁的衣物来源主要是C端用户“断舍离”后无偿赠予，与过去那种由层层分拣商组成的传统回收渠道相比，成本更低并且供应量稳定。陈浩辉分析指出，随着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加上政策鼓励垃圾分类后，这部分的原料成本能更低。

衣物的回收原料利用率，几乎能达到100％。旧衣物进入分拣工厂后，80%至90%符合二手出口的要求，剩下的10%至20%显脏、破烂，明显没有穿着价值的留给再生企业加工，做纺织袋、保温大棚被。广州市欣然实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黄荣铿，1995年就开始用废纺原材料做拖把。现在，他的工厂85%的销量是出口订单，产品主要流向南非和美国。

欣然实业工厂中，再生拖把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切割再生棉装上拖把头和套上包装袋。

黄荣铿的客户既有美国的“一元店”超市，也有通过代理商拿到的像星巴克中国、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客户。“哪怕美国这么发达，还是需要40年前的传统清洁产品。星巴克的订单是每月2万个。”黄荣铿介绍说，尽管他的工厂员工已经从最高峰的100人减到了现在的20人，但每个月依然能发五六个集装箱、各类拖把近10万条。

但他近年来也常感慨早年这行的生意好做——毛利率可以做到50%到80%——到后来各项成本都在上升，产品的出厂价格一直上不去，导致利润比过去缩了9成，“以前卖给进货商8元一个的批发价，25年过去后，反而只能卖4元。”黄荣铿叹了口气，总结说，生产拖把的工艺流程倒没怎么变，变化的地方是它从一个小作坊变成了一个环保企业，相关的投入成本不断增加。总之，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子牙与鹤山

天津新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能），2012年落成于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是国内首个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北京、天津和雄安新区各有100公里左右。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回收产业一直是整个子牙地区的经济特色。公司占地2000亩、总投资30亿元的天津新能，创始人家族也是当地人，有着很强的产业背景，目前主营白色家电拆解和金属、木塑等多种再生资源的生产加工。

天津新能还是北方地区较大的汽车报废拆解工厂，一年拆解量达到20万辆。两年前随着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的数量已经多到泛滥的地步，新能也开始从共享单车公司那里回收报废的自行车。

在处理报废共享单车的厂房外，一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各种颜色的报废共享单车直接被堆成了一座接近10米高的废品金属山。有一些车在送到这里前，为了方便搬运，已经由共享单车公司的报废车辆处理部门用设备压成了长方体——看起来很像一个个充满现代风格的艺术装置，只能靠颜色辨别品牌。只有送到这里的哈啰单车，是已经被拆解出了车筐、车座、车轮等部件，单独放置在一边——这家工厂是哈啰单车的定点回收处理厂。

“最容易导致整车报废的是车架损坏。拆下的这些零件，都还可以用来在维修时作为更换零件重新使用。”哈啰出行供给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亮介绍说，哈啰第一批投放的车大多不到3年的运营报废时间，报废车辆主要是人为破坏所致。当城市端运营团队发现一辆单车需要报废时，首先会向总部提交申请，后者核实后会联系专门的仓储物流部门，将报废的自行车就近送到合作的回收公司去。

“现在这个量还不算是最多的。”天津新能金属事业处总经理赵晟对《第一财经》杂志回忆说，去年才是共享单车报废的高峰，当时在这里堆放的单车聚起了四五个同样大小的山头，已经不会再有人关心这里到底有多少辆车，一旦变作废品，它们的计量单位就改成了吨。

铝、橡胶、塑料是单车回收的主要成分，要分离这些材质，首先要把单车“破碎化”处理，然而用带有磁选功能的机器先将铁筛选出来，再利用滚筒设备分选大小，然后被运入下一车间，在生产线上再将金属和非金属一一筛出。

天津新能算过一笔账，单车的车轮部分主要是铁和铝材，其中回收价值最高的是铝，1吨铝现在的市价在1万多元。在车间的一角，还堆放着大量被“破碎化”流程打磨得有点认不出的自行车车轴。赵晟介绍说，这些单车上的铝轴经过加工变成铝锭，这样拆下来就可以直接卖钱。

最终，这些来自各个品牌的共享单车，会变成比瓶盖还小的“五彩斑斓”的金属片，直接被出售给下游的冶炼厂。在冶炼过程中，车漆会蒸发掉，最后提炼成纯度很高的金属块，品质和价格都与从矿石提炼的金属没什么差别，最终一同售卖给金属产品的生产厂家。车轮的橡胶出售给下游橡胶回收企业，是一种园林和地板建材。

我们在金属拆解回收车间走了一圈，只见到了四五个工人戴着红色安全帽站在传送带旁边监控进度。天津新能在与自动化流程相关的研发和设备上投入高达上亿元，但是另一个更大的投入，是与生产环保要求相关。

“你要投入很多的钱才能把环保做到位。很多小厂都做不起。所以现在回收再生行业也是在洗牌的状态。”新能集团副总裁邵宇说道。

加之如今大宗商品的售价越来越低，但原料成本没有变，回收行业的利润被挤压得越来越薄。子牙经济园区内，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关门撤离的情况。

回收再生产业，多年来一直高度依赖政策。一方面，政府的减税和补贴，对企业的财务运营都有不小的影响。另外，国家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产业监管政策的变化，也常常会触及这些企业的直接利益。

比如，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仅有部分企业会拿到少量配额，导致许多金属和塑料回收厂的原料锐减。这种局面下，尽管天津新能是行业内最早开始回收报废单车的企业之一，但没过多久，这些单车也成了原料竞争的目标资源。

位于广州江门鹤山的一家塑料再生企业，与天津新能有着近乎相同的境遇。

寻找新的原料来源，是这家工厂近期很头痛的一件事。“过去通常材料成本加900元，我们就能出产。但在禁止洋垃圾后，国内的塑料垃圾成本不降反升，一开始只有4000元一吨，去年炒到5500元。”工厂销售负责人杨鸣说。

这家企业申请的一个年产30万吨的塑料粗加工及厂房改造项目，成功获得过中德两国政府授予的4000万欧元扶持贷款，然而国家的原料进口政策一变，企业方就不得不随之转型，开始拓展新的原材料收购渠道。实在找不到，就帮别的有原材料的企业分担加工定单。

“如果没有票据和国家政策的福利，我们每年都亏损，亏5年可以，总不能亏20年吧。”杨鸣同样提到了眼下开办回收再生资源工厂不断上涨的隐形成本压力，比如生产流程中的污水处理环节，这家工厂建4个污水处理池的投入就在500万元。

但杨鸣对于再生行业依然信心十足。他认为随着各地政府贯彻垃圾分类政策，国家对垃圾回收再利用产业的监管也会越来越规范，只有在之前已经获得环保凭证资质的回收企业才是最安全的。这么一看，眼下花的钱都是值得的。

“我们这些再生企业，都是在占坑等政策。那些被丢弃的垃圾资源只能送到我们这里，因为只有拥有环保凭证的企业才有处理资质。这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杨鸣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赵子建、杨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