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看世界抗疫的启示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共同利益取向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抗疫与世界

1.“致良知”：蕴含抗疫的力量

薛晓源：人类正在经受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迄今全球确诊病例超过255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5万。面对疫情，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当下和未来。施寒微先生饮誉国际汉学界，巴拓识先生是德国第一位撰写王阳明哲学研究专著的哲学家。我想与作为汉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你们一起，从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去看中国抗疫，并探讨后疫情时代。

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简史》。

施寒微：中国严格遏制疫情的政策是成功的。由于政府机构及早采取行动，危险得以避免。人们对政府认真负责的行动抱有很高的期望，政府机构尤其经受了挑战。疫情显然增强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国也是多极化世界中合作构架的有力参与者。对中国而言，与国际社会的经验交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经验交流，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维度。最重要的是，国内高效的基础设施和集中治理经受了一次考验。国际社会应该分享中国的经验和中国从危机中获得的启示。

巴拓识：中国是第一批遭遇疫情影响的国家，或者说，新冠病毒意外地以当时人们完全未知的状态突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方面做了宝贵的开拓性工作；中国的医疗工作者以崇高的牺牲精神救治了感染者；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格的遏制措施，给之后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能够成功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薛晓源：人们注意到，儒家文化所辐射的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和日本，在这次抗疫中表现不俗。有人认为，东方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传统文化对抗疫有支持意义，人们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灵感和智慧，对抗疫起到了良好作用。

巴拓识（David Bartosch），德国跨文化哲学学会会员，代表作有《“无知的博学”与“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研究》。

施寒微：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社会责任意识根深蒂固。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可以用儒家传统来解释，也可以用历经几百年时间完善起来的社会建设来解释。“集体先于个人”的口号被认真对待。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成功遏制流行病蔓延的决定性先决条件。中国的成功首先会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产生激励作用。如果将中国式的成功作为一种范式化来进行学习和交流，那么中国式的成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度分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和群体支撑的共同利益取向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巴拓识：在中国的政府决策者成长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行为会不断受到严格的训练和多方位的评估，要做到德才兼备。归根结底，“德”才是判断的最终依据和行为指南。这种对“德”的重视建立在中国儒家的伦理体系上。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把这种持续不断的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理解为“致良知”。从根本上讲，人是善的。这种意识支撑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它直接地、反复地反映在人所有的行动与决定，成为个人行动的指导原则。良知蕴含巨大的能量和耐力、公平和正直。谁能够从内心中的良知出发行事，谁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顺便说一句，德国诗人歌德在浓缩了他毕生经验的诗篇《遗嘱》中，也提到了同样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政府与人民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中迅速地制定出有效的抗疫方针，并且自觉地把这些方针融入实际行动中去，可以看到这种“良知”与“致良知”在社会危机治理中蕴含的巨大力量。

2.“知行合一”：在逆境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应变

薛晓源：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次疫情充分考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考验个体的小忍与群体抗疫的大局的内在互动，考验社会的坚忍和大义等重大社会伦理问题。

施寒微：中国有一个长期传统，就是从小处着眼、从大处着手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思考城市与农村、各省与中央、个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比几乎任何其他文明都要多样化。儒家思想、道教、佛教，以及各种学派和绘画、诗歌等，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都为中国人所用。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说，都可以理解为中国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中国对世界及其可能性、对新的解决方案有着植根于文化的开放态度。

薛晓源：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经受过灾难的磨砺考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韧性”，这“韧性”大象无形，却澎湃有力，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困苦的制胜法宝。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兼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飞动之美——中国文化对“动势美”的理解与阐释》。

施寒微：中国人的顽强和中国文化的坚韧，也是基于中国人内在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即便存在一些差异和矛盾。正因为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总能找到应对挑战的新办法，正因为中国表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所以今天的中国可谓是典范。这与其说是在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中国本身具备学习潜力。中国既可以借鉴自己的历史，也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地域的经验。中国的变迁史不仅是一部整个中国的历史，也是其各个组成地区的历史。在内部交流的背景下，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一个可以与欧洲相提并论的领土面积上，进行交流的可能性是多样性中保持统一性的一个极好的前提。

巴拓识：我想中国实践成功的秘诀在于极强的应变能力。这种成功建立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灵活应变的决策上。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决策者们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并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去执行方案，去解决问题。其中既有对“知”的把握，又有对“行”的执着。这是一种不断学习带来的智慧，如果能够在逆境中自信自觉地运用这种智慧，就能够为克服未来面临的困难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薛晓源：施寒微先生把这种特有“韧性”理解和概括为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巴拓识先生把这种特有的“韧性”理解和概括为对“知”的把握和对“行”的执着。我认为“韧性”是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思想的现实呈现。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能解读出“韧性”活泼的生命力和氤氲鼓荡的张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把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奉为做人与治国的最高价值理念。在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天，我想这句至理名言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是一个整体

薛晓源：这次疫情冲击了国与国的关系、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不确定性、恐惧感、紧张感、冲突感有可能在后疫情时代明显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讲仁、讲义、讲礼、讲道，讲行为的道德规范，这对后疫情时代处理国与国关系、人与人关系应该有所启发。

施寒微：国际社会应从当前的疫情大流行中吸取经验。在疫情流行过程中，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弱点变得显而易见，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凸显。此外，人们应该避免自己对感染疾病的恐惧危及社会联系。面向未来的疾病预防需要对感染风险进行新的思考，也需要对疫苗接种和整个卫生系统进行新的审视。全世界都必须审视卫生系统的方方面面。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自己改善卫生系统的方法。

巴拓识：我在比较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时发现，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强调善意、正义和良好的行为规范。但是中国在社会人文结构上却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在儒家的语境中，人的首要任务是专注于现实生活，专注于人们能够实际解决的、理性认识的世界，专注于人作为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联性，专注于完善自我的行为方式，其中提供了很多社会治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在疫情后的重建和反思中，会是人们急切需要的。

施寒微：这场大流行病表明，今天部分人类面临的危险必须被理解为全人类面临的危险，要以这种意识与危险进行斗争。因此，任何社会的平衡和小范围内对正义的寻求，必须在大范围内经受考验。只有确保全人类的生存基础，才能长期确保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基础。尽管落实“同一个世界”理念面临着重大挑战，然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也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除了建立一个和平而多极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然而，对这样一个世界认知的抵制正在反复出现，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勿忘建立一个和平与和谐世界的目标。

　　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行人戴口罩走在涩谷街头。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环境问题和资源获取问题是核心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建立相关机构才能保障这类问题的解决。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人类有着共同利益，因此需要所有国家的努力，而中国以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在这种共同利益保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巴拓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处理当今国际问题的关键词和正确的出发点。这句话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在古代的埃及、希腊、叙利亚、波斯和印度的智慧中都可以找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美洲的土著人的智慧中也能找到。在欧洲，古罗马人虽然也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坚持这样做，这也许是古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有类似的思想。

我认为，这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直觉，是王阳明“良知”的实践方式。而既然不同文明都认同这样的道德准则，那么在当前人类共同面对巨大挑战时，我们应该唤起不同文明的“良知”，建立起公认的道德原则，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来一起面对问题，而不是只顾及某个国家或者某个人的私利。

4.致人的生命于不顾，是弃“良知”

薛晓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其中哪些思想在后疫情时代具有指导社会的现实性？

施寒微：交互性思想，以及天、地、人合而为一的思想，是精神人文主义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变体中都被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拓展对动物与人类之间感染途径的了解，必须带来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一种新的意识，特别是在资源保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的理解是很特殊的，认为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并非对立存在的，而是由两者形成了一个统一体。这种理解可以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作出新的贡献。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将环境问题列入科学、实践和政治议程，与其他任何大国都不大一样。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各国的合作，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巴拓识：中华文明是最古老的定居农业文明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保存得很好。这种以农耕为基础的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决定了一些特定的中国社会心理形态。要想成功地耕耘一片田地，就必须依靠一个社会群体的相互协同合作，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大规模的耕作行为的。我们感到，这种理念也被中国提升到现代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层面。

中国想要建立一种长期合作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且提出了双赢的理念。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已经提出了这种双赢的思想。从农耕社会来看，其中包含着一种成功的逻辑：如果一方邀请另一方进行农业合作，那么每个参加者都应该根据自己付出的劳动获得一份应得的酬劳。在当今各方面的国际合作中，这种合作原则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合作也要建立在对自然的关注上，如果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那么自然环境会因承受极大的负担而迅速变得贫瘠，贪婪即使能够带来短期的利润，到最后却会失去一切。

这些道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却发现，人们在不断地做出错误的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类似的简洁但经典的道理，它们不仅适用于现代中国，也适用于其他文明。因为其中提到的解决方法，可以为目前人类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一些被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应根据各自的文化特点调整发展路径，这都需要一些中国的智慧。

薛晓源：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内心修养，王阳明“心学”影响至今500多年，仍有很强的生命力。

施寒微：心性修养是中国文学、文化和教育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人类尊严的核心，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适用。儒家认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离不开教育和修养，由此产生的学习和自我教育原则使得一个人能够为自我完善而不断努力。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需要通过教育和指导才能成为善人。今天我们知道，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会错失目标。

巴拓识：刚才我提到了王阳明和他的“致良知”概念。他的思想学派被人们称为“心学”。“心”是他的核心理念。这里的“心”不是只局限于某个人的心脏，而是指一种人具有的基本而纯粹的生命力，它与人的意识一致，也与我们的仁爱之心一致。这种爱不仅是对人类同胞的爱，而且是对所有自然生命的爱。王阳明也称这种无处不在的意识为“灵明”。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因为这样一来，人与有机世界和无机世界之间就被无条件地统一起来，“心”与“理”，以及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一致的，也就是王阳明认为的“心外无物”。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是纯粹的人的世界，我们像鱼一样在人的意识中游动，并不能脱离意识而生活，整个世界的进程都在人的意识范围内。

依据这样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念，我们可以为一些目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今天人类拥有最现代的科技，宇宙飞船不断探索外星世界，最新的生物科技不断带来新的治疗方案，以延长人类的生命等等。但是，技术发展和社会建设不能脱离“心”的问责，不能忘记人存在的最本质的意义，不能没有“良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就非常明显地看到，有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即使他们掌握很高的医学水平，却是如何背弃最基本的“良知”，也就是置人的生命于不顾，而深陷困境中。在疫情稳定或是结束后，应该大力鼓励人们去反思疫情带来的危害，重新设计和调整公共卫生系统，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次疫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类面临的大流行病。希望人们能从中汲取教训。

5.“和而不同”：学会接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

薛晓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建立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借鉴意义？

施寒微：孔子的“和而不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即使有分歧也要进行和解，这适用于国际关系。但在孔子那里，也是指“君子”保持和谐，但不随波逐流。需要指出的是，“和谐”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相互尊重和社会公正。这种正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分享。因为没有对参与的分享和组织，人类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参与和分享的机制并不是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的，而是从小范围开始，从家庭开始，从乡村和城市开始，最后再到整个国家。这样的分享和参与的文化，必须一次次地被保护和被重新塑造。在构建“和谐”社会和世界中，中国将发挥的主导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

巴拓识：我认为，一个国家除了“硬实力”和“软实力”，“和谐实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和谐”这个词，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和谐”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将张力进行平衡的精妙智慧。我们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处处充满紧张和冲突。而只有在紧张和冲突中，人自身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发展。和谐这个词最早来源于音乐，要想乐器发出优美的乐音，就必须把琴弦绷到恰当的张力。太松就没有声音，太紧就会被崩断。

把“和谐”放到国家发展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是指国家单一方面的能力，而“和谐实力”则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更重要的实力。甚至对于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也可以用“和谐实力”来解决很多问题，让不同国家达到差异上的互补和共同点上的共鸣。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首先学会接受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后与其他文明合作共同发展，才能在下一次全球范围的大灾难中保证全人类的生存。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彭蓓翻译）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