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决胜】“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要提升五种能力

　　作者：陈新忠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农业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将进入后扶贫时代。为巩固“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来之不易的成果，防范农村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口脱贫之后返贫，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水平，真正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政府亟需在后扶贫时代持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亟需提升经济促进能力

经济脱贫是扶贫脱困的显性表现，经济返贫则是扶贫失效的突出反映。因此，作为乡村治理之基，经济稳定是治理开展和维系的根本保障。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变数增大，对农村经济而言尤为如此。例如，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西辛庄村在李连成书记的带领下，虽然建成了全国文明村，成为今天农村发展的学习楷模，但其村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诸多波折。靠种植大棚蔬菜发家致富的李连成当选西辛庄村支部书记后，带领全村农民发展蔬菜大棚走上了富裕路；当周边蔬菜大棚饱和、种植大棚蔬菜效益变低后，李连成带领村民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再生纸厂，实现了家家有股、户户分红；当造纸企业对环境污染的弊端显露后，李连成带领村民在村里规划建设了占地3000亩的电光源工业园区，一度使全村工业企业总资产超过5亿元，实现产值3.2亿元，利税4500万元；当村里电光源产业响应县里产业集群发展号召、搬迁到县城工业园区后，李连成又带领村民筹资9000万元盖起了一座高标准的民生医院，以股份制引进人才和技术，使其成为濮阳市最先进的医院。西辛庄村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不变的村庄经济，提升经济促进能力是乡村治理应具备的第一能力，是后扶贫时代根治贫穷的第一要素。

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亟需提升党委执政能力

基层党委政府是农村发展的旗帜，是拉动村庄经济、稳定村庄秩序的“头雁”。是否拥有执政公心，是否具备不断催生经济活力的本领，这是基层党委政府能否永葆先进性、能否振兴乡村的关键。例如，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楼村在村党委书记许福卿的带领下，“两委”班子成员依靠公心和群众智慧，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文化，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建设成为全国文明村，村内群众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连续多年企业产值和利润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利润占获嘉县企业总利润的近60%。在楼村，村干部工资不能高于村企业厂长经理的工资，村企业厂长经理的工资不能高于一线工人的工资。许福卿将县政府奖励他个人的桑塔纳轿车捐给村办企业，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在村里做事，率先做到“身不懒、嘴不馋、财不贪、心不偏”，干部不经商办企业。实践证明，以许福卿为首的村两委干部“政治上坚定、经济上干净、作风上过硬、业务上精通”是楼村成功的秘诀。在后扶贫时代，为防止贫困反弹，我国乡村治理亟需提升基层党委政府的先锋能力，培养一大批像许福卿那样既有不断催生经济活力本领又有执政公心的村干部，从而帮助广大农民阻断贫困延续，书写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亟需提升文化凝聚能力

农村发展的最优模式是内生发展，而内生动力来源于农村人才。在后扶贫时代，为吸引和留住农村人才，我国乡村治理亟需提升文化凝聚能力，鼓励热爱农村事业的有志青年来到农村、住在农村、为农村发展献智献力。在这方面，我国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典型村庄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其通过建造高品质公寓，建设配套公共设施，营造宜居美好环境，吸引大批热爱农村的青年定居于村庄，使村庄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然而，就我国大多数农村而言，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产业以农业为主，效益比较低下。举例来说，欧洲农民生产5000公斤蔬菜和水果为自己带来的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农民生产5000公斤蔬菜或水果所增加的收入。我国农村各村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交通设施相对落后，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更是多残缺不全，产业链不发达，工作机会少，子女成长受局限，很多大学生不愿委身于此。此外，即使在农村，大多村民在价值观上也认为农业、农村和“泥巴”“土气”等混为一体，与先进的工业、信息产业无法相比，与城市富裕生活相去甚远，向现代文明迈进艰难而漫长。在此传统社会价值观支配下，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农业就是种地，农民都会，没什么学问；学农后还要侍弄农业，不体面，没前途。于是，大学生务农为很多人所瞧不起，脱离“农”字成为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梦想。为此，我国乡村治理要不断提升文化凝聚能力，创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精神文化氛围，增强大学生在农村建功立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这样才能在后扶贫时代获得乡村自我内源式发展的永续动力。

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亟需提升生态维护能力

原本山清水秀的农村如今一些地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我国后扶贫时代亟需通过提升乡村治理的生态维护能力来促进农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生活垃圾污染、牲畜粪便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三方面，尤其以农业面源污染最为严峻。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药、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塑料薄膜使用量亦居世界首位。根据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我国农药使用量由2006年的153.71万吨增至2015年的178.30万吨；化肥使用量由2006年的4927.69万吨增至2015年的6022.60万吨；塑料薄膜使用量由2006年的184.55万吨增至2015年的260.36万吨。2015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5.2%、农药利用率为36.6%、塑料薄膜回收率为30%，约有70%左右未得到利用，比发达国家低15%—25%。未利用的部分造成了大气质量下降、水体富营养化、土壤肥力下降，进而影响了初级农产品质量和持续增产。在后扶贫时代，振兴乡村、做强农业现代化，我国乡村治理亟需提升生态维护能力，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保障我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后扶贫时代乡村治理亟需提升城镇整合能力

随着一二三产业日渐深度融合，城乡一体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我国农村村庄将顺应产业发展而重新布局，实现新型城镇化。2012年4月18日，河南省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在“西辛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研讨会”上提出成立“村级市”的构想；同年5月8日，西辛庄“村级市”举行挂牌仪式。这个当时看似笑话的村级市实际上与英美等国家仅有几万人的小城市相仿，也与其拥有近30家企业、近万劳动力、位列濮阳市八大村级工业园区之首的发展实力相匹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国在农村重点布局和建设了一部分城镇，使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新引擎。在后扶贫时代，我国乡村治理应继续围绕产业链及其延伸趋势，大力提升城镇规划、布局和整合能力，建设和形成新兴城镇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点，成为更多有志青年的身家安居所和才华展示场。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原文责编：司文君 / 董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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