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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1059：迎来“东风第一枝”

2019-08-24 15:25:26来源：中国航天报

1956年年末的一天，在第二机械工业部二局担任技术处组长的徐兰如正在办公室埋头工作，二局干部处处长推门走了进来：“你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呀？”徐兰如问。

“那是个保密单位，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报到以后，你就知道了。”

过完1957年新年假期，徐兰如拿着调令和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西边的马神庙，后又和其他几名来报到的同志乘吉普车前往466医院所在地……

徐兰如新调入的单位，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当时的他未曾意识到，1957年1月4日这天，是他结缘导弹事业并为之奋斗终身的起点；而三年之后，中国成功仿制的第一枚导弹“1059”的出厂合格证，正是由他亲自签发。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旧址

神秘的“1059”

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时即明确了建院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这一方针深刻影响着共和国航天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进程。

1957年12月，根据中苏当年10月签订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中的约定，苏联研制的两发P-2导弹及其一套地面设备悄然运抵位于北京云岗的五院一分院所在地。苏军一个缩编的P-2导弹营100余人同时到达，负责导弹的测试、发射等操作训练。

至此，从仿制P-2导弹起步、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大幕正式拉开。

其实，早在1956年年底，苏联曾提供给中国两发P-1导弹供教学使用。通过拆装、测绘和反设计，五院的研制人员初步了解了导弹的基础知识，为后续研制工作做了铺垫。

此次苏联提供的P-2导弹是P-1导弹的改进型，但并非苏联手中最先进的型号。对此，聂荣臻副总理说，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仿制这种导弹总比我们从头摸索便捷多了，应当好好学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东风一号导弹刘淮宇摄

1958年春，上级明确了仿制P-2导弹的分工，一分院负责总体设计和弹体、发动机研制，二分院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当时计划的目标是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导弹总装出厂，争取国庆节试射。这也是任务代号定为“1059”的原因。

关于“1059”的由来，徐兰如在口述自传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1059”也是当时一种高效杀虫剂的名称，在农业和林业上应用广泛。“只要一用它，害虫就很快被杀死。可见，当时想出这样一个代号也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回忆说。

织就全国协作网

针对仿制“1059”急需解决的没有总装厂的问题，钱学森召集人员进行了专门讨论。一部的谢光选提出：“盖一个新工厂，凭我过去在兵工厂的经验，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选一个旧厂加以改造。”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工业基础等因素，高层最终决定将隶属于二机部四局的北京南苑飞机修理试制厂211厂划归五院，改造后使用。当时在211厂担任领导的冬春回忆，早在1958年6月工厂交接之时上级就反复强调，试制生产火箭与飞机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既不能因为过去搞过飞机而轻视火箭，也不能叫火箭把我们难住。为此，全厂组织近千人开展大学习，还派出36人到长辛店结合实物和资料，加深学习和理解。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生产车间旧址

在一部，人们在抓紧翻译与复制从苏联运来的P-2导弹图纸资料，以便尽快搞清设计思路、方便下厂仿制。由于专业的制图人员稀缺，领导决定让刚毕业的年轻人一齐上阵，参加翻译和描图大会战。描图员陈耀海回忆，这项工作用时整整一个月，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有时描着描着就趴桌上睡着了。

1958年8月，为便于开展仿制工作，一分院整体迁入南苑地区。至此，以北京南苑为中心，一张围绕“1059”仿制织就的全国协作网正式铺开。航天档案馆珍藏的“1059”器材供应分布图显示：全国约有30多个省(区市)、1400多个单位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仿制工作，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领域。

开展技术人员与工人、工艺人员“三结合”活动

据参与“1059”地面设备研制工作的李春山回忆，导弹起竖—运输车是委托太原一家兵工厂生产的。由于整套地面设备化名为“前门牌拖拉机”，产品对外叫“履带板”，工厂内除极少数人外都不清楚产品的用途和重要性，生产进度和质量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后来，李春山他们一面向北京反映情况，一面联系工厂党委汇报、请求支持。经过近两年的蹲厂跟产，他们最终完成了设备仿制任务。

“我非常怀念过去的日子”

陆寿茂今年85岁，身体康健。曾任“1059”遥测系统设计主管的他，提起那段历史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我非常怀念过去的日子，想念为‘1059’作出贡献的老战友们，还有当时的科研攻关氛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陆寿茂回忆，那个时候在一分院工作的多为刚毕业的大学生、中专生，以及负责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部队干部。人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要集体操练，白天工作效率很高，晚上都按时休息。

科研人员使用手摇计算机工作

当时的年轻科技人员大多没学过导弹设计，急需补课。在领导的号召下，大家学习热情很高，办公楼每晚十点仍旧灯火通明。

当时在一部2室工作的苗逢辰回忆，一部政委刘川诗的办公桌上也摆满了技术书和资料，他在鼓励大家学习的同时自己也在苦学。最令陆寿茂感动的是领导对科研人员在技术上的充分信任和生活上的全面保障。

“我们提出需要什么零部件或设备，领导千方百计也要帮着协调到。”“我们加班时领导和政工人员给我们做好面条，这面条只供我们吃，他们不吃。”谈及此处他潸然泪下。

老同志们说，没人给压力“要求我们怎样做”，都是自己要把工作做好，“如果没做好就觉得脸上无光”。

陆寿茂透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社会上的单位悬挂标语口号是很常见的。但聂荣臻对科技工作的规律非常了解，明确提出办公室要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墙上不挂任何东西。1958年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热潮，聂帅又一次顶住压力指出完成导弹仿制是最大的政治，航天人不参加大炼钢铁。

为中苏友谊而来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派出的专家陆续抵达。马神庙作为老五院机关所在地，也是苏联专家及家属在北京的主要居住地之一。

这些专家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不等，许多都有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经历。中方高度重视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保障。当时，陆寿茂的老师、导弹遥测系统专家斯特里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妻子照顾不过来，中方专门为他们家请了保姆。

苏联专家和一部科研人员在一起

仿制工作初期，针对研制队伍中出现的不切实际的冒进趋势，聂荣臻指出，仿制是爬楼梯，爬上楼梯才是平地，那时再学跑步，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再向独立设计发展。为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加快仿制工作，五院下发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通知，要求把“1059”的资料吃透，凡是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指定专人跟班学习。

陆寿茂介绍，那时候专家一般9点到单位，他们则8点就到岗，提前做功课、准备问题。对于提问，有些专家当场给予回答，有些则要回去作准备，下次过来时再解答。

1959年梁守槃(左)、任新民(右)和苏联专家在北京香山

后来担任211厂副总工程师的辜仲华生前回忆，专家为仿制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们的悉心指导和手把手辅导下，211厂200多名修飞机的铆工学习高温钎焊、氩弧焊等焊接技术，成功变身为制造导弹的焊工。总体来看，当时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大都对中苏友谊怀有深厚感情，愿意在允许的条件下尽己所能，帮助中国人解决仿制中遇到的问题。

工作之余，许多苏联专家与中国航天人建立了深厚友谊。辜仲华、陆寿茂都与记者分享了获邀到马神庙专家住处参加家庭聚会的故事。来自江苏盐城的陆寿茂喜欢吃甜食，斯特里老师家里准备的沙拉、列巴是他的最爱；而中国的水饺则是苏联专家钟情的食物，这样的餐食真可称得上中西合璧。

中国人民是聪明的

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苏联提供资料不完备、仿制生产需要解决的难题较多，按计划在1959年10月发射“1059”的目标无法实现。本着实事求是原则，上级同意任务节点推迟。

1960年夏，正当仿制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苏联突然宣布中断援助、撤走专家。在为欢送苏联专家召开的座谈会上，斯特里动情地说，有幸来中国尽我所能一起工作，这样的经历十分难得。我相信中国人有足够智慧，仿制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功。

当此之时，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1059”绝不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他还对五院的领导王秉璋、王诤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

科研人员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苏联撤走专家确实对仿制工作造成一定困难，但徐兰如对此有着辩证的看法。他认为，苏联专家的撤走，逼得中国人自己动脑、动手、创新，充分发挥出聪明才智。这一观点在许多方面能得到印证：苏联专家认为中国生产的发动机推进剂不合格，需要从苏联进口，一部主任、“1059”总设计师梁守槃经过计算分析，证明国产推进剂完全满足使用需求；为推进剂箱体增压需要一种气瓶，在苏联是用大直径薄壁无缝钢管制造的，而中国尚不具备生产条件，后来航天人大胆选用国产厚壁无缝钢管，加工出薄壁无缝钢管，成功实现替代……

仿制工作进入攻坚阶段时，徐兰如的担子更重了。由于梁守槃奉调去发动机研究所任所长，徐兰如要代总设计师工作，同时由于兼任211厂的副总工程师，在总工程师不在时还要代总工程师把关。徐兰如回忆，那段日子基本天天扎在单位，晚上要一直忙到没有问题积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