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杨弃非
在距特区成立40周年仅一周之际,深圳政府对外宣布:深圳已建成超4.6万个5G基站,以全球领先的基站密度,成为全国首个实现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
对于深圳来说,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将步入新的阶段——5G部署完成后,重点将进入行业应用,而备受关注的是,随着5G、云计算和AI等新技术在此深度结合并发生聚变,深圳的“新型智慧城市”将迎来全场景发展时代。
不到十年时间,作为智慧城市的后起之秀,深圳已经历了数次迭代。
2013年,作为全国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的一员,深圳正式发力智慧城市建设。2018年,在“新型智慧城市”全新要求下,深圳在全国城市中较早出台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到2020年实现“六个一”的发展目标,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而多份报告显示,近年来,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一直名列前茅。
去年出炉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深圳将加快建设智慧城市,在科技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社会治理智能化和“数字政府”改革等方面形成先行示范。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步入白热化,深圳如何成为引领全国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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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日,由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深圳市智慧财政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这一步,被业内人士称为从“传统经验型人力管财”向“可数据化智慧理财”的转变——利用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搭建业务和技术“中台”,将解决政府财政使用的深入分析和科学决策难题。
突发的疫情,让防疫资金及时拨付到位的重要性凸显。智慧财政平台的上线恰逢其时——
资金得以第一时间流入医患补助、物资采购以及工程、服务等临时支出所需,大大保障了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
数据显示,截至7月上旬,平台共完成深圳市本级18亿元防疫资金安排,防疫支出约10.9亿元。
在外界看来,这是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上的又一次领先——新的需求推动城市的智慧系统不断裂变,快节奏的更新换代速度让深圳再次步入发展新风口。
自上世纪80年代“智慧增长”设想诞生后,从早期的智能城市到如今被争夺的智慧城市,科技被视为解决眼下城市各类弊病的“良药”。
这种问题导向的演进模式让智慧城市本身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动当中。对于正在加速推进城镇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无疑有更广的边界,也需要领军者在各领域先行探索。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以上地级市和32%的县级市均明确提出正在建设智慧城市。
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城市智能化改造中,“领头羊”深圳扮演了“全能型选手”的角色。
早在2018年,深圳就已推进全市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每天政府内部交换的数据平均超过两千万条。
当时,深圳市经贸信息委主任刘胜曾指出,“深圳就算不是全国唯一,也是极少数把人口情况说清楚的城市”,数据已经细到可以对应到每个人的具体姓名、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上班,为交通、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大数据支持。
同年,作为国内首个大部制改革后的一体化智慧市场监管平台,商事信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在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率先落地实施,命名为“深圳市商事信用信息全视通”。目前,已实现登记审批效率提升50%,推动全国首张个体工商户“秒批”营业执照在深圳发放。
去年1月,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正式上线,到目前,已汇聚7696项服务以及55类电子证照和电子证明,全市95%以上个人事项和70%以上法人事项已实现掌上办理。同年12月,“i深圳”上线全国首创区块链电子卡证平台,支持50类电子证照上链、线下大厅扫码授权用证办事、线上授权他人查证。
一连串“首个”的背后,是深圳不断率先进入“无人区”、拓宽智慧城市边界的尝试。
一项5月数据显示,深圳已汇集29家单位的385类信息资源、38亿多条数据,形成约1800万人口、232万法人、79万栋楼、1282万间房屋的公共基础信息资源;
全市统一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已接入49家市直机关和全市各区,资源目录共2099类,信息指标项达51688个,最高峰日交换数据量达8000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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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多点开花”的智慧城市发展格局,得益于其发达的民营经济和领先的科技发展水平。
数据显示,深圳在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石墨烯太赫兹芯片、柔性显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科技创新领域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到了全国的一半。
对比深圳与杭州两市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发现,相较于上海、广州等平台型城市,深圳与杭州两个内容型城市,在全新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智慧城市建设路径,而企业的特质对其影响颇深。
拥有阿里巴巴集群的杭州,在资源整合与撮合交易上的优势为智慧城市提供了开拓性的思维方式;而深圳的大量科技型企业则各自发挥优势,产品导向的思路不仅让深圳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是其智慧城市不断发展演进的动力源。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被并称为中国智慧城市技术四大龙头企业——PATH即中国平安(P)、阿里巴巴(A)、T(腾讯)、H(华为),其中有三家都诞生于深圳。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贺彪曾总结,匹配城市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的三元空间体系,智慧城市的技术构架主要可以拆分成三层:
以传感器和互联网等为主的物理设备所架设的感知层,以汇聚数据、形成统一数据底线为主要功能的数据层,和展开具体应用并直接面向政府、企业、公众用户的平台层。
而在深圳,三大巨头对三层技术架构的主要功能几乎实现了全覆盖。
有人分析,华为主攻基础设施,为智慧城市打造“神经系统”;腾讯有海量的互联网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在此平台上完成多项智慧服务集成;而平安的优势则在于应用场景。
相比于腾讯和华为,平安有其深刻底蕴:
在数据上,平安拥有超4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助于提高人工智能训练精度;
在产业上,平安拥有十万亿级的交易规模,而且数据来自高价值含量的金融、医疗、汽车、房产生态圈;
在运营商,智慧城市平台除了技术支撑,更重在运营,平安拥有30年服务行业经验,对多个业务有深刻的理解。
在智慧城市更注重应用与服务的“下半场”,这样的经验尤为重要。
去年4月,深圳市卫健委与平安智慧城市正式开展智慧卫健战略合作,共同构建全方位覆盖医疗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管理、健康管理等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智慧卫健体系。智能阅读CT、慢病管家与OCT筛查等服务,均回应了有关医疗更加快速精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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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与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系,业内一直没有定论。
清华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未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吴建平曾指出,不少智慧城市都是IT企业在推动,这是有问题的。
正如相关业内人士所说,有城市在委托企业打造大数据中心后,系统源代码最后没能对政府开放,政府失去了对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权。
但企业也有苦衷。有企业家就指明,一些智慧城市的政府主导色彩仍较浓厚,政府思维没能转变,经营者甚至市民参与不强,“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让智慧城市并没能真正服务于人民。
深圳似乎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员李郑祥此前曾分析,深圳之所以能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居于前列,政府一直注重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并先行搭建完备的信息化建设体系功不可没。从2012年建设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到2016年成立由市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均领先全国。
在完整的顶层设计下,企业也形成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合力。
一个例子是,平安集团很早设立了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围绕新基建重点发展9大科技ABCDSIET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大数据、安全、物联网、边缘计算、数字孪生、5G),平安打造了“1+N+1”一体化平台架构,如今已经做了20多条业务线。
去年底,盐田区智慧城市指挥中心正式启用。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项目由华为、平安、腾讯三家深企共同中标,也是三家公司的首次合作。在未来三年中,他们将联手打造盐田智慧城市工程。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策略还在升级。今年3月,深圳市政府对外公布,其数据开放平台将开放多个领域2.7亿多条数据,向所有数据开发者问策。
对于深圳而言,在“双区驱动”机遇下,建设世界一流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城市已势在必行。
不久前,深圳数据管理局副局长王耀文向外透露,深圳正在制定数字深圳“十四五”规划。
具体而言,在5G网络全覆盖的基础上,全面升级“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利用AI、区块链等技术,全面升级云平台、大数据平台等基础支撑平台。深圳还将着重加大重点行业的智慧化建设,特别是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养老等领域。
作为先行者,深圳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将助力城市发展,最终更是引领世界、推动实现更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