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5月,国家医保局出台文件《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长护险明确为独立的社保险种,从职工医保缴费人群开始,先期的保障只从重度失能人员开始,并将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
随着政府支付方的明确,以补充为主的商业长护险的发展也获得了政策框架。不过,不同于商业健康险,商业长护险的发展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主要的发展困境有三点:购买和使用之间有巨大的时间差距、保费昂贵和为提高保障度拉高了成本。
首先,购买和出现理赔需求之间相隔超过20年,自愿前提下用户的购买意愿低。
以美国为例,购买商业长期护理险的用户中,超过一半的年龄在55岁以上,55岁到64岁的用户占了54%,超过65岁的用户占17.3%。而商业长期护理险获得理赔的用户年龄则普遍在80岁以上,这部分用户占理赔的63.7%,70岁到79岁的用户占理赔的25.4%,70岁以下用户只占所有理赔的11%。这意味着用户购买长期护理险之后,至少要20到30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理赔需求。
巨大的时间差意味着通胀将影响实质保障,而且由于长护险是以服务形式给予,这影响了服务形式的更替,购买保险时候可能还没出现更有价值的护理服务形式。这些都影响了用户购买长护险的意愿。
如果从德国来看,由于长护险是全民强制的,无论是法定医保还是商业健康险,长护险都是以附加险形式强制缴纳的。不过,德国强制缴纳的长护险主要覆盖门诊和住院护理,居家和机构护理覆盖较弱,这就推动了商业补充长期护理险的发展。不过,由于强制长护险的全覆盖,用户主要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特别是60岁以下用户购买商业补充长护险的意愿度不强,截至2018年,德国商业补充长护险的用户只有278万,如果加上受资助的长期护理险的87.8万用户,也只有365.8万用户。
其次,商业长护险保费昂贵,限制了用户的购买能力。
长期护理险的价格普遍偏贵,从美国来看,以55岁用户为例,保障额度16万美元的长期护理险保费为平均2500美元,区间为1800美元到3700美元,价格区别在于产品有无通涨保护,是否可以随年龄或患病增加保障范围等条件。整体来看,这一价格适合中产偏上人群,通常是55-64岁,年收入超过13万,资产价值超过40万的人群。
由于护理人员紧缺,费用快速上涨,商业长期护理险的年均保费增长速度在10%到25%之间,这让长期护理险的吸引力更低。随着用户年龄增加,各类疾病风险本身就大,再加上护理服务成本上涨的因素,年纪越大的用户购买这类保险的能力会下降。
而从台湾地区来看,如果要投保比较高的保障,则现阶段价格较高,所缴的保费到获得理赔的日子中间这段时间里,面临价值损失比较严重。如果选择保费较低,保障程度较低的产品,则可能等到20多年之后,保障不充足。
比如南山人寿的美满人生长期照顾终身保险,缴费20年,投保基本保额10万新台币(最高)(人民币2.35万元)的情况下,30岁男性的保费一年为21.7万新台币,也就是人民币5万元,一旦遇到长期照护或完全失能情况,一次性给付24倍基本保额也就是240万新台币(人民币56万元),然后每年给付240万新台币(人民币56万元),累计16次为限(最高给付3,840万新台币,人民币900万元)。
最后,补充保障程度越来越高,但成本随之上升。
由于商业长护险主要是为政府支付方提供补充,保险公司为争抢客户,往往会增加保障范围,这导致自身成本也急剧升高。
由于美国Medicare报销了大部分入家服务费用,因此仅靠入家服务保障体现不出商业长期护理险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用户获得较好的保障,商业护理险在机构护理的保障程度上较高,还包含了专业护理机构以及辅助生活单元的部分费用。
差异化保障使得商业长期护理险向机构护理的保障倾斜,这一点和政府支付方的做法正好相反,后者的报销明显倾向于成本更低的入家服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商业护理险的平均每单理赔金额高达每年2.5万美元,在护理成本快速上升的大环境中,这类产品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因此,从用户规模来看,商业长护险受到购买和使用之间巨大的时间差影响,很难吸引用户。从保费来看,高保障必然带来高保费,这也制约了用户规模的扩张。而且,由于强调高保障,长护险的成本也很高,这又制约了保险公司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产品。
从市场实践来看,美国长护险已经转向成为偏寿险的模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原先以服务给予为主的长护险市场急剧萎缩。德国是因为强制成为健康险主险的附加险而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市场规模,2018年,德国商业长护险的参保人数是928.6万人,保费规模是25.57亿欧元,人均年保费是275.5欧元,占商保市场规模的比例是6.43%。但补充商业长护险市场规模较小,其分为补充护理津贴和补充护理保险,在2018年的保费规模分别为11亿欧元和2.9亿欧元。
所以,从中国市场来看,商业长护险如要获得规模化发展,除了偏寿险的发展模式还无法开发出更有价值的产品,未来的发展仍需市场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