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建设银行联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9》报告,2018年中国居民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47万亿元,预计在2023年将达到243万亿元,中国有望成为美国、欧洲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财富管理市场。
但近期连续发生的“爆雷”事件表明,在财富管理市场中,风险约束机制部分失灵,底层资产配置局部失衡。
财富管理机构有的过度拉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以争夺市场,有的过多投资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较高的底层资产,风险调整后的投资回报率降低。部分投资者盲目相信销售方评估的预期回报率,忽视实际风险,遭受投资损失。
眼下,财富管理行业正面临一轮新的洗牌。凭借数字化和算法创新,技术在财富管理领域内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新兴金融科技公司也有机会凭借完全不同的业务方式深入到财富管理行业中去。
尽管仰仗于丰富的经验、品牌的声望及牢固的客户关系,但这些财富管理公司若刚愎自用,似乎将随时被取代,岌岌可危。此外,年轻的高净值人士“千禧一代”不断涌现,他们对品牌和服务商的选择捉摸不定且变化无常。要想在数字化巨浪中谋求生存、收回失地,财富管理公司亟待采取创新措施刻不容缓。
全球财管论坛(下)将主要围绕几种新型财富管理工具,结合业内人士观点,一解这场裂变的财管时代中金融科技将如何施展拳脚?(全球财管论坛上篇:经济变局浪潮将至,银行理财子公司怎样淌过价值洼地?)
摩根家族存在145年,洛克菲勒家族延续15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传承247年;“世界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贝聿铭身后是已有十六代历史的显赫家族;立白集团的陈氏家族制定“家庭宪法”、成立治理机构,是家族办公室的先驱者与开拓者。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服务模式?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表示,家族办公室作为小众领域的超高净值家族财富管理顶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方处方兴未艾之时。
家族办公室在2013年被正式定义为“对超高净值家族完整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管理和治理的机构”。
2015年被业界公认为“中国家族办公室元年”,至今,该服务已经历了近五年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选择用它来满足家族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
“接触一线业务的财富管理从业者很容易在实践中发现,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家族财富管理需求已经从单一的资产增值向资产安全、有形和无形资产传承、家族治理、传承规划等方面多级发展。”福布斯国际集团总裁洪秋伟曾在“2019亚太家族办公室行业峰会”中表示。
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总裁李群从客户角度刻画出三个画像:
一是,先知先觉者。例如一些福布斯的客户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设立了家族办公室,他们认为‘只有做得早才能传得好’。
二是,后知后觉者。这类客户看到别人出现问题才亡羊补牢做一些补救工作去尽快地传承。
三是,不知不觉者。大部分客户并未形成管理意识,此时若家族企业出现风险,企业家自身及财富都会面临损失甚至破产的可能。
李群进一步指出,中国家办行业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
说多做少、伪多真少、南多北少。
“近年来国内很多金融从业人士都开始转型做家办,行业里流行的段子叫‘中国的家族办公室比中国的家族还多’”。
由此看来,家族财富管理尚未形成一个整齐划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此时要运用不同的工具方法,结合每一个家族自己的特征、财富的来源、企业发展行业周期等综合做出系统设计和安排。
随着年岁渐长,中国的“创一代”正普遍走向“传一代”。企业家从创业创富阶段进入财富守成阶段,如何在未来妥善安置这些产业资本和财富资本,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
作为私人财富管理,银行一直是主战场。
据说,小洛克菲勒传承财富的主要方式便是信托,信托资产的主要组成是老洛克菲勒留下来的石油股票,也正是他设立的这些信托让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传承至今。
中国的传承是跟创富、守富连在一起的。
2018年银保监会下发了《37号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家族信托,这不仅为信托公司开展财富管理、家族信托业务提供了制度依据,同时也为中国的财富管理和传承提供了有力而先进的工具。
华能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芳表示,信托公司在财富管理和传承过程中利用信托+特定的安排,一方面搭平台,另一方面通过信托平台的延展跟更多的领域结合,如家族成员的治理、家族慈善活动的安排等。
“信托绝对不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一种投融资的工具,它更多的应该是多种功能的附加。”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张昕表示,家族信托是联结私人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的纽带。个人财富需要保值增值,简单的理财产品很难满足,就需要信托作为工具介入进行分层次的架构设计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在不同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中的需求。
“信托是和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是唯一能够将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及实物市场相结合的金融工具,能拥有一张信托牌照是很多金融机构梦寐以求的事情。”
此外,百老汇战略回报基金创始人John补充道,家族财富的长久传承中,慈善是必经之路。
“根据马太效应,能够在财富保持唱久不衰的基本都符合平衡定律,上天给予的多,索取的肯定也要多。正如比尔盖茨从微软退出后综合运用信托和基金会这两个工具,转到了另一个人生主战场——慈善事业。”
中国的财富传承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窗口期。
尽管系统的家族财富管理已成为巨大的刚需,但目前依然存在行业机构缺乏标准、良莠不齐,财富管理落地难等问题。中国第一批的企业正面临转型和升级,这些企业家们在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如何能够有效的实现有序的传承将成为业界永恒的焦点。
2018年银行纷纷成立科技公司,2019年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科技也在主动拥抱金融科技进行变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杨涛对央行推出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做出总结:
首先它最直接定位的就是持牌金融机构。如何更有效的进行金融科技创新活动,逐渐通过类似于备案的思路来确定底线和边界。
第二个层面是大型的科技公司。按照主流发展的方向,未来也将按照类似于金融控股集团这样的持牌金融机构管理和约束。
第三是纯技术企业。这类企业并不是规划直接覆盖的范围,但却是间接关联的,例如当技术企业和持牌金融机构合作中通过对持牌金融机构的备案式管理将间接地衍生引导它们更好地契合匹配。
第四是互联网类金融组织。它们同样不在规划所涉及的范围内但划分具有灵活性,若其要利用新技术来做类金融业务就被要求必须持牌,若不做类金融业务而是技术输出,就将被归为技术企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金融科技先试先行对传统的金融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好时机。当然归根结底,持牌金融机构有效地利用新技术短期内不会对原有的模式带来巨大的颠覆,而是在边际上来进一步改良组织、产品、服务等各层面的能力。”
现如今,一些财富管理机构已经应用最新技术构建了“客户-市场-产品-机构”有机融合的平台,为投资者提供个性化产品配置服务,为资产证券化开辟市场。
例如,将数据分析和信用评价的对象从法人主体扩展到资产主体,进行能够区别发行主体、行业、项目、经济周期的资产评估,为财富管理底层资产的风险定价和资产组合提供依据;又如,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分布式、低成本、可认证、可信任的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构建能够贯通底层资产、财富产品、管理机构的技术平台;与此同时,推进数字信任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资产管理市场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李礼辉表示,面对这样一个规模巨大、高速成长然而又不够成熟的市场,财富拥有者更多关注的是已有资产的增值和未来生活的品质,财富管理者更多关注的是市场机遇和同业竞争,而财富监管者更多关注的则是风险防范和制度建设。
李礼辉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有可能营造全新的财富管理平台,补齐资源配置的短板。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可以细分投资者,描绘投资者心理画像;基于智能化的匹配,可以细分底层资产,为不同投资者挑选不同的产品组合;基于区块链的交互链接架构,可以打造众多金融机构、产品、客户共生的财富管理交易平台。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可以构建一个财富管理机构主动为客户推送产品组合的大场景,提高财富管理业务对于高净值人群的吸引力和粘性;又可以构建一个财富管理线上超市的大场景,满足普通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
金融科技正在成为推动金融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引擎。随着技术壁垒不断打破,资产管理、企业融资、小微金融等业务都有望深度参与到金融科技化进程,智能金融新风口或将形成。
苏宁银行董事长、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黄金老举例道,正是利用金融科技的思维逻辑,苏宁银行推出了精准营销体系来筛选小微客户,又提出一套数字风控系统来自动化审批、管理,后期再辅以预警系统来观察客户的风险变动与积累情况,最后还设置不良资产管理系统来实现风控的稳定预警。
“传统金融为什么要变革?其实无非就是业务发展的需要、市场的外在冲击。金融科技在传统金融的应用上可以总结为降本增效,传统金融不变革,就会面临着一个不进则退的窘境。变革也赶上了新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金融科技,机构将无法触及长尾客户,也就做不了普惠金融,从目前来看,这场变革是卓有成效且在逐渐向上发展的。”
无论是财富管理还是其他的金融业务领域,当它拥抱新技术的时候,其背后核心的影响因素是3个方面:
一是供给侧的技术因素,二是金融监管与政策因素,三是需求端来自于企业与消费者的因素。
这几年消费金融发展非常迅速,给资本市场提供了很多优良的资产,包括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在内的产品纷至沓来。京东数字科技资管事业部资管平台总经理黄勃南表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将来是会越来越联合的,将来的财富管理机构如果缺乏资产管理的支撑是很难做大的,对于资产管理的‘金融洼地’,金融科技也有帮助其精准定价、降低成本等巨大的发展空间。”
PingPong合伙人罗永龙则结合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从以下4个维度对PingPong利用金融科技所做的事进行了介绍:
第一,改变了跨境交易的市场效率。“举例来说,中国的出口卖家把1美元的轻资产卖到海外,但对方不会1美元、1美元地汇款,加之政策限制这些小微商户只有选择信用卡的方式,但资金的一个完整周转大约要经过三四个国家或地区、五到八个银行的通道,耗费超过一周的时间。由此可见,传统的金融机构无法支持这样小额高频的交易。”
第二,拉低了国外企业整体收取的手续费。对支付公司来说,原先欧美企业几家大的国外支付公司在控制市场对中国的出口卖家收的手续费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将其抬高固定至3%到5%。“PingPong通过一系列创新方法尽可能地降低这种垄断所带来的影响,并将手续费拉到了1%以下,近两年服务的客户共节约了超过10亿美元的成本。”
第三,降低了转口贸易商的贷款门槛。这类贸易商由于“按需备货”的特殊性质,没有厂房、设备及可估值的货物能够抵押,因此很难获得银行贷款。PingPong对此开发了类金融“订单融资产品”。“它是用大数据分控系统进行境内外的‘两头画像’实施跨境风控。这就解决了很多境内的小微商户的贷款周期波动性达等问题,如‘黑色星期五’时商家需要大量的资金配货,我们就能精准地找到这些小微商户给他们放款。”
第四,简化国外复杂的税制缴纳程序。“欧洲主要7个发达国家的税务局是直接关联的,我们的团队用科技手段把缴纳时间、起征点、税率都不同的各级税率整合到一键VAT缴纳,就像在支付宝上缴纳水电费一样,把原本需要高昂代办费的事务转化为免费的增值服务。”
大数据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人工智能让智慧金融的服务水平提高了,5G降低了交易成本,区块链改变了交易机制的创新。从这4件金融科技的缩影可以看出金融科技切实地改变了传统金融的现状。科技服务商和持牌金融机构不断的相辅相成,交互融合,将促成更大的合力。
“现在金融科技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有的人说到下半场了,应该说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现在所讲的金融科技还处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解决的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问题,谈不上颠覆,助力的成份更高一些。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想把自己要打造成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但它到底是金融科技公司?金融公司?还是科技公司?
“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应该是判断的基本依据,如果超30%的收入来自于系统服务费或者说硬件,那你可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了,如果不是,主要还是一家金融公司。”
大型金融机构都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中小银行在经济、监管和技术周期的冲击下是最容易退出市场的,它们需要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要拥抱新技术,具有全新基因特征的互联网虚拟银行也对现有的模式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
“新技术对传统金融机构所做的是‘补短板’。以商业银行为例,其过去的强项是对公业务,而在零售业务有很多不足之处,通过更开放的平台建设,使得它有可能进一步地有效触达C端客户,同时在对公业务上也利用新技术解决原有的成本效益问题。”
从时间跨度来看,短期内对传统金融业形成全面颠覆必然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拉到五十甚至一百年较长的周期内,所有的理想都将丰满起来。
正如支付行业→银行风控→财富管理这样从弱金融到强金融的变化,金融科技对于不同的分支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
现阶段金融科技对于支付行业的渗透已然充分,但从企业端、负债长尾端以及高净值用户考量,仍然有较长的路要探索。
而从监管的角度着眼,财富管理首要的还是追求稳健,而后才考虑增值。安全和发展在任何一个创新之中都是孪生兄弟,永远是相伴相生、不可忽视的。
瑞丰国际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Eric(梁世伟)说:“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的数字化数据,若管理不当就像是纵容它们在网络上裸奔,监管层务必要予以重视。”
金融科技说到底只是一种武器,监管做的是速度并举,兼并包容,互动自律。
面对纷纭复杂的金融科技带来的业务产品模式,如何甄别金融产品的实质特征与系统性风险,用经济处罚来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以及监管者之间、与其他部门的协调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的中小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口以及90%的企业数量,它们不仅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同时也已经成为金融机构普遍关注的,在财富管理和财富传承领域的重要服务对象。
现在既是科技革命,又是体制变革,二者叠加定会孕育出一些伟大的企业,而谁能赶超这个金融技术革命的时代?谁又将在时间的洪潮中被埋没忘却?亿欧金融与你们共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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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郭曼卿,亿欧金融行业分析师(微信:m15001697865;邮箱 [email protected]),重点关注金融科技领域,欢迎交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