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关系、面子，这些在找工作时究竟有多重要?

2020-08-22 13:11:26来源：第一财经

又到大学毕业季，正常来说，大多数人此时应该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手，或许已在憧憬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启。不过今年情况特殊，毕业生们的就业情况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显然难度要超越往年。

找工作过程中，有多少个人实力的成分，又有多少社会关系的成分，不仅是每个人具体的经历和体验，也是个重要的社会学课题。绝版多年后，社会学经典著作《找工作》出了最新的中文版。在这本书里，马克·格兰诺维特通过对美国波士顿郊区牛顿城282位男性白领最近一次工作变动经历的调查，展示了社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被访者是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工作的，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借助的又是“弱关系”，也就是生活中不常见面的人。

这位当年的哈佛大学学生、如今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概想不到，他提交的博士论文会在之后45年中成为社会学界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弱关系”这个概念更是迅速传遍全世界，还意外地成了“成功学”热词。至今，互联网上不少“深度好文”还会津津乐道地用“弱关系”来解释创业大佬微末之时偶然间遇到贵人，之后扶摇直上、创业成功的传奇故事。这类文章还经常会提出这样的劝告：“真正帮到你的人，往往都和你不熟”“有价值的人脉关键不是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是你接触了多少圈外的人”......

这真的是对格兰诺维特理论的正确理解吗?《找工作》的译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说，把“弱关系”看得比“强关系”重要，是片面的。事实上，格兰诺维特事后也解释了“弱关系”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能够直接提供一份工作，而是提供多元的职位信息，带来更多求职机遇。在中国，张文宏认为创业者的成功故事或许更应该这样写:

“商业精英在创业过程遇到的贵人可能是他的弱关系，也可能是强关系。但不管是哪种关系，贵人与精英之间一定有一位与双方都是强关系的中间人。”

“成功学”热衷于向人们灌“弱关系”的鸡汤，因为偶然间撞见一个“贵人”，比日复一日地磨炼技能或维护关系更省力，更富戏剧性，也更能让懒人想入非非。在《找工作》出版后的近半个世纪，又有许多社会学家循这一主题展开调查，大量研究支持格兰诺维特的结论，但也出现不少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边燕杰曾于1988年、1994年和1999年展开过三次大规模调查。张文宏是第三次调查的合作者。他们发现，在经历计划经济时代、双轨制时代和转型时代的变迁过程中，运用社会关系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反而不断攀升。而且，与格兰诺维特的调查结果相反，在这部分动用关系的人里，运用“强关系”的占绝大多数。边燕杰还发现:在中国的个人关系网络运作中，实权人物往往习惯于将帮忙分配一份好工作视为对某个人的回报，这种行为的基础就是信任和义务。在大部分的职位流动过程中，“强关系”的主要作用都是提供人情，而不是信息。而且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强关系”提供人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渡边深在日本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白领劳动者通过“强关系”搜集职业信息，并且往往能够得到报酬丰厚的职业，求职者对新工作更投入，满意度也更高。

还有不少研究发现，“弱关系”往往对白领更管用，而蓝领则未必能运用关系得到好工作。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马斯丹和赫伯特就发现，美国的白领更倾向于使用“弱关系”，蓝领更倾向于通过“强关系”来求得帮助。德国社会学家魏格纳的发现与之相似。也就是说，在这些欧美学者调查的地区，依靠“弱关系”找工作对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才有效果，而对蓝领工人、失业者和经济情况比较差的少数族裔而言，“强关系”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财经：为什么“强关系”可能对蓝领更有用，而“弱关系”对白领更有用?

张文宏：“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白领和蓝领工人在找工作中的不同作用，是与白领和蓝领工人在阶层结构以及社会网络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直接相关。一般而言，白领处在社会中层以上，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异质性更强，更容易在自己的圈子之外找到位置更高的关系人。而蓝领工人处在社会较低的阶层位置上，社会网络的同质性更强，很难跨越自己的圈子，特别是高于自己阶层地位的圈子找到关系人。“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白领和蓝领工人职业流动中不同作用的根源就是，他们所能够调动的社会结构资源不同。

第一财经：你提到，求职者和帮助者之间还可能存在一个中间人，能否谈谈在中国的调查中，你们对中间人的发现?

张文宏：边燕杰1988年在天津的调查发现，45%以上的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其中，43.2%的帮助者是被访者的亲属，17.8%是朋友，而71%的被访者与帮助者“非常熟悉”。并且，有1/3的人使用了间接关系。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通过中间人，求职者往往能找到职位较高、权力较大的人提供帮助。这个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都是“强关系”而非“弱关系”，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求职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

第一财经：边燕杰与你在中国所做的调查，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调查都对格兰诺维特的结论构成了挑战。这其中的原因是社会结构不同，还是因为对“弱关系”定义不同，或者是其他原因?

张文宏：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得出了与格兰诺维特不同的结论。但是，说构成“挑战”是不成立的。不同的研究在测量“关系强度”时所用的指标的确有差别。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造成不同研究结论的本质原因。本质原因应该从社会结构方面去寻找，重点是社会的职业结构、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信任结构。格兰诺维特波士顿研究的样本是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白领，边燕杰1988年和1994年天津调查的样本则是包括各种职业的全部劳动力;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国的相关研究包括计划体制时期、双轨制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是制度信任和个体的普遍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国则是庇护主义的特殊信任，亲缘关系在信任的差序格局中居于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