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是疫情冲击下整个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时之选;同时它也是在全球秩序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实现资源要素更加高效优质配置的一种选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日前做客《证券日报》微访谈时表示,双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求解,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在未来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全球的发展变量都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之下,我们需要用双循环即以内部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结合的方式,来谋求自身更加长期稳健的发展。
程实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核心动力来源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制度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两个方向。对应这两个方向,民生、科技和金融三大领域是双循环格局形成和进一步良性发展的关键。
科技实力和数字经济是双循环的物质基础
《证券日报》:对于整个双循环,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循环相结合的大格局来说,我们遇到的难点是什么?堵点是什么?
程实:难点和堵点,如果从循环的角度去理解就非常清楚。在我看来,要使这个循环能够运行起来,最大的一个难点在于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赛道,即缺少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保证该循环的正常运行。整个双循环的物质基础,就是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全维度的完备性,以及在疫情冲击之下,产业链自身所发生的从线下到线上模式的转变。因此科技实力,特别是数字经济,将是双循环的一个物质基础。所以说,需要通过在DCEP(央行数字货币)和不同模式的数字经济发展上倾注更多的力量来夯实未来双循环格局的物质基础。
从堵点来看,我认为循环出现拥堵的状况,或者说出现一种循而不畅的状况也是有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该循环没有形成一个闭环,循环出现了一些断层和断点。这意味着在产业链上自主研发能力存在巨大的不足,同时存在着一些我们没有攻克的重要的、技术性的关卡。如何避免这些在内循环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性、行业性、技术性断层点,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如何力争上游,将是解决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根本性问题。
下半年LPR利率仍有下行空间
《证券日报》:您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走向如何?
程实:下半年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会变得更加灵活,财政政策会更加积极有为。在5月份的两会之后,财政政策的加码正在逐步落地,在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的扩容,在整个财政赤字率的提升上都有进一步动作,这些动作的落地实际上是保障了我们疫情防控有一个更强大的财政支持,并保障我们消费的激活。因为消费是整个内循环的核心动能之一,整个消费的激活需要财政的一系列引导性投入。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在救助和帮助民营企业微观群体走出疫情困境的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这些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和微观主体状况的进一步改善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接下来向着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结合的新格局演变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下半年货币政策会变得更加灵活适度,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在松紧两个方向上都会根据现实经济金融状况,特别是全球格局和中国经济内生变化来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从大方向上看,在全球低利率负利率的背景之下,为了保证微观主体的活力,中国的货币政策未来从长期来看还会保持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的运行方向。
从下半年来看,我们认为LPR利率还是会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为了保障实体经济能够更加顺畅地运行,整个流动性的供应也会保持合理的适度、合理的充裕,这就意味着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流动性供应的政策,也会相继出台。从整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二者都是为了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以及实现长期的双循环格局的确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
从逆周期向跨周期调节的深意:行稳致远谋求长远
《证券日报》:如何理解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跨周期”调节?从“逆周期”到“跨周期”之变,背后反映出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怎样的演进?
程实:我认为从逆周期到跨周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思维风格正在践行“行稳致远”这一核心。
我们做的选择是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也就是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去思考短期的底线在哪里,长期的方向在哪里。通过一系列有序的、有方向性的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相结合的有序安排,通过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支出转移政策以及一系列的产业政策相互搭配,来谋求整个政策效应的相互配合。我们需要谋求的是在一个更长期的时间范围之内,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的高波动性特征所给我们造成的负面冲击,以及更好地抓住在全球长趋势变化之下,给我们形成的一些长远的机会。因此政策的跨周期是一种更加长远的目光。
我们既关注短期,也关注长期;我们既关心短期的生存问题,又关注未来长远的发展问题;我们既看到短期一系列高频信号的波动,也注意到难以察觉的一系列长期赛道的悄然形成。所以说中国的政策正在通过从单纯的逆周期向跨周期进行一种行稳致远的转变,以此来谋求中国发展的更好、更长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