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应高度重视疫情引发的农民问题

疫情提供了反思城乡发展模式的机会

一段时间以来，农民问题似乎可以忽略了，但是，跟这次疫情关联度最大的群体还是农民，当然也包括乡村问题。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重大外生冲击，冲击发生以后，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看清发展模式、体制、治理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最好机会。我在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在反思我们的城乡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化模式和乡村的发展模式。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只要大量农民工可以去沿海地区打工，能就业，能有工资收入，有钱带着回老家就可以了。这一套城乡模式是候鸟式的。这次疫情冲击的中心，湖北的农民就业去处主要在哪里？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就业机会也是在沿海、各省省会。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来源，和他作为归宿的乡村是完全隔离的。在常规年份，农民主要在沿海讨生活，一年忙到头以后，春节回去过几天，年复一年地雁南飞。这次外生冲击来了以后，封城、隔离把这条路给阻断了。两者分离在常规年份问题不显，当疫情来了以后，封城封省结果就是把农民就业的机会堵住了，把原来流入地区的劳动力堵住了。

在我看来，背后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最后农民的归宿还是回到乡村，城市一直不让他们落户，没有解决他们基本的居住问题、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在城市权利的问题，这是城乡关系里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低成本的城市化方式，从这次冲击反映出，这种模式的成本是不低的。

我们已经固化了的城乡关系，就是乡村为城市服务，乡村提供低工资的劳动成本，来满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现在来看，一旦受到外生冲击，这一套发展模式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农民进城打工，最后农村留下来两个问题：儿童问题和老年人问题，这种候鸟式的发展模式，将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忽略，不给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和公共服务，事实上从农民来看，他们这次付出的代价显化了。从城市和沿海地区来看，如果这些人都能够顺利落在城市，沿海地区的复工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农民也不会被隔绝在没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如果他的就业、居住和生活之所是统一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思疫情冲击暴露出的已有体制问题。

疫情打击最大的群体是农民

我们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启动了战疫体制，就是举国体制加战时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模式，打疫情仗是有效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疫情冲击以后，带来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当这场仗从战疫到经济恢复时，我们怎样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这也是需要认真破题的。我们的战时体制高度行政化、高度有效，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很不容易回去，它与经济活动相互之间的高度关联有冲突。

再回到常规体制进程中，最难的是经济关联不恢复，农民工问题最大。目前我们很多人在讲疫情的影响，最忽略的是农民这个群体。往往一次重大疫情冲击当下及之后，经济联系不畅通，受影响最重的是弱者。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充分评估，这次疫情冲击到底影响了谁，想清这个事以后，再考虑我们的救济方式。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中断对谁打击最大？实际上是农民工群体。

第一，这一次直接受影响的产业对农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包括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产业，都是直接跟农民就业相关的。直接对农民高密度就业的产业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第二，制造业受这次疫情影响以后，会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跟前些年的差别在哪儿？是劳工短缺。这次受到重大冲击以后，他们根本捞不到人，订单和劳工不到位对制造企业的冲击与常规短缺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企业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加速数字化转型。这会加快数字活动对原来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的替代。

第三是全球产业链的中断。之前担心中国的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里被切断，影响我们的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跨国公司把产业移到其他没有疫情的地方去。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次产业链的影响是全球化的，那些国家也开始采取战疫体制，实行封城封国，整个经济活动开始停摆，这种停摆实际上对我们产业的影响，已经从我们作为疫情重灾区时西方跟我们断，变成了他们经济活动停掉后对我们产业链的影响。我们原来的产业链又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美欧经济体疫情的加重，又会加深跟我们产业链的断裂程度，加重我们失业的严重程度，其中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

第四是乡村的产业。近几年乡村振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整个乡村的经济活动复杂化程度提高，原来主要是以提供粮食为主，乡村振兴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专业化、特色化。此外乡村产业和经济活动与城市紧密程度提高。这次疫情把农村正在复杂化的产业经济活动链条，以及乡村产业跟城市紧密的经济活动链条切断了。

现在很多政策忙于经济刺激，但是企业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就业才是疫情冲击最大的主战场。一场重大疫情后，救助体系一定是要落到人，落到弱势群体上，标准就是，看谁受外生冲击影响最大。我认为，一定不要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作一般的外生冲击，简单采用刺激政策。我们所有的救助方式一定要落到最需要的群体上。在我看来，这一次受打击最大的是农民这个群体。最后要落到所有的相关产业对就业的影响上，产业的重头要落到这些农民的头上，如果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对整个社会的秩序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湖北农民工和第一产业保护要放到重点位置

疫情冲击下，怎么救湖北？这个事一定不要以为，疫情已经压下去了，湖北你就自救吧！那么大的灾难，靠湖北自身是恢复不过来的。湖北经济的事也是全国的事。湖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北的淡水，家禽养殖、磷矿、化肥等行业在全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北淡水产业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出口欧美的小龙虾，1/3来自湖北，湖北又是全国家禽第六大产区，鸡蛋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磷矿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接近50%，另外像农用化肥这些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都在10%左右。所以维持湖北这些农字头产业，对国计民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淡水产品的供给，不仅仅是稳定湖北本身，对稳定整个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旦湖北这些行业的贡献急剧下降，对整个国计民生也会带来更大影响。

我的建议是，对湖北跟农民相关的局势要高度关注。一个是农民工，湖北的农民工是全国农民工的输出大省。现在疫情冲击以后，各省防湖北农民工，就跟防病毒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现在各省应该尽快出台反歧视湖北农民工的做法，地方要高度重视这些从疫区来的人的就业问题。湖北的这些农民工，往常一般大年初三就出去了，这次基本上是关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收入机会本身就减少了，又再加上出省以后面临歧视问题，这些人有可能会成为疫情以后最大的失业群体。这个群体如果出现问题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要出台专门的政策针对湖北农民工的就业反歧视、就业机会的保障，甚至包括他们的失业救济金补贴。

第二是湖北相关农业的产业保护，这对保证全国的民生、农产品的供给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湖北整个乡村的产业，淡水、家禽养殖、农化企业需要有专门的救济和保护政策，保证这些产业不出问题。

必须改变思维，真正让农民工在城市落地

再往远一点看，很多人都在谈经济刺激的办法，但是我觉得与其采取一些短期经济刺激的办法，还不如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去发力。

第一，这次疫情以后，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农民到底往哪儿放的问题。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他们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要反对的一种主张是，把农民返回去，让他回去种粮食种地。一定要改变原来农民候鸟式、两栖化的模式。这个政策如果得到调整，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会得到重大改变。农民最恐惧的一件事就是家庭成员分离。封城以后，你在这儿，我在那儿，跟我们现在的留学生是一样的。要把原来农民工只是在城市找就业机会的观念改正，真正让他们举家在城市落地，解决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公共服务提供问题，解决他的职住和家庭问题。

第二，要给乡村发展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有广大的乡村空间。乡村空间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解决人的就业和生活的平衡。但是，乡村产业没有发展的空间，乡村没有土地的权力，乡村产业被极其窄化，这导致乡村衰败。现在人唯一的去处就是到城市去，到城市去只是就业，也不能在城市落下来。

乡村振兴要打通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限制

疫情过后，乡村振兴还有机会。乡村振兴的目的是实现城乡两个空间更平衡发展，提高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生活质量。要给乡村更多的发展空间。比如乡村的产业如何多样化、复杂化，提高乡村产业的报酬，让要素进到乡村去以后有回报，让城市跟乡村之间的产业可以形成更好地互动，要素在城乡之间更好地流动，形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相对的平衡。

我们一定要考虑乡村振兴如何实打实地推进。实打实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乡村的产业一定要有回报。为什么要素只往城市，不往农村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产业的报酬低，报酬低以后，资本、人、土地就不往农村去配置。要解决乡村产业的回报问题，就是提高乡村产业复杂度。比如说现在的农业，这些农产品的报酬就是几百块钱，如果整个农村产业复杂度提高，科技含量提高，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回报率就会上升。乡村产业跟城市产业就一样具有竞争力了，资本就愿意到乡村投资。

第二，让整个要素在城乡之间打通，这样资本就会下乡，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会往乡村走，土地资源使用在乡村才有回报。城乡之间要素打通以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第三，尤其要强调的就是，对乡村老人的救助。这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尽快解决的。乡村现在最绝望，最痛苦，最没有希望的是谁？我们原来一直讲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没有人管，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基础设施的投资位置要对，要大力发展都市圈

未来乡村振兴的战场在哪儿？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最主要的就是都市圈，我们不要把城市和乡村完全割裂开来，过去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城市和乡村两张皮。这次疫情以后，一定要加快都市圈发展。

都市圈的发展是连两个东西，第一是将过去农民进城又回乡的模式打破，让这些农民落在都市圈，他不一定在大城市的中心区，在都市圈里，可能是乡村，可能是城乡结合部。

第二，解决城乡产业协调，我们现在启动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为空间格局的变化、城乡关系的重构、农民在城市落脚这些未来新发展动能去助力。现在我担心基础设施投资位置投错，如果投对了，就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动能提供基础。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有保障，要防止各种炒作导致的恐慌

说到粮食问题，首先，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高度重视的。整个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也是农业问题。数据来看，粮食已经多年连增，包括主粮也得到重点保障，中国人的碗里一定要装中国人的粮食：水稻、小麦、玉米，从国策来讲，这些是得到政策、体制、资金的重点保障的。

第二，中国主粮对外的依存度是很低的。我们的水稻和小麦是自给的，进口的主要是大豆、油料这些东西，疫情全球化以后，即便国际采取粮食封锁的办法，中国在主粮的生产和供给上是有保障的。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国际上主要粮食生产国采取禁止出口政策，可能会对市场上造成恐慌，这些恐慌会传导到农产品市场上，对粮价产生影响。比如大豆，主要进口来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南美，南美疫情蔓延以后，这些国家如果控制不力，会对我们大豆的进口产生影响。

此外，非洲蝗灾非常严重，就怕这次疫情往非洲蔓延以后，非洲防疫体系很不理想。非洲老百姓的收入、身体状况都不足以应对疫情，这是我最担心的。像欧美，抗疫体制没有真正启动，实际上是在生命和经济损失之间权衡。真正启动了以后，它们是有办法的，它们的应急体制、科技、储备能力是足够的，只是愿不愿意启动的问题。非洲蔓延以后，对全球的农业打击是要进行重新评估的。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从我们自己的保障，过去的增长或者是储备，对主粮安全的重视来讲，不会出大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传导。这个又取决于整个疫情在全球化的程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粮食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不可测，很多东西要做最坏的考虑。中国最初发生疫情的时候，很多人拿来跟2003年比，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

粮价上涨影响失业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

粮食价格走势取决于几个东西，一是粮食储备到底是多少，还有就是今年粮食增长。对此我是不乐观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一套激励农民去更多种粮的体制，有多少有效的储备有待检验。加上国际变动，我对今年的粮食价格走势是不乐观的。

粮价上涨，对城市平民的基本需求会产生重大影响。城里人吃的，尽管粮食占比不高，但是不能少的。我担心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如果出问题，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尤其现在受疫情打击最重要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农民群体失业，这个群体失业不是在乡村，都是在城市。被封在老家人都是不种粮食的，这些人解封以后，第一选择是往大城市跑，他不是农产品的供给者。另外，粮价会影响CPI，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另外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城市平民，这两个群体受食品价格供给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又是社会稳定两个最重要的群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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