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第一个十四天的“严防死守”各地企业已经陆续开工复产,如何在防止疫情蔓延的同时恢复经济运转,对于政策层面和微观经济主体,都是不小的考验。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过后,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通过一系列针对性更强的“救急帮扶”政策,有理由相信,疫情结束后,各大项目建设将陆续回血释放出增长动力。不过,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仍将继续,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新的五年规划即将开启。中国未来需要怎样的增长动力?在面对突发性或不可控性风险时,什么样的经济基本面最牢固,可以最有效的抵御风险?“人力、科技、资本”这三大长期增长动力,是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和他的团队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的五年,传统基建项目还会有强劲的增长吗?基建投资与以前相比,会更倾向于哪些新的领域?城市化2.0的引领作用如何发挥?新增长动力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方式有什么变化?第一财经对话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邢自强的主要观点:深度城市化,科技自主化,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三个长期原动力:人力,科技,资本。2020年投资温和复苏,源于地方债增量且更精准,投向以几大城市群一体化为主,城际通勤高铁为重点。省市群、智慧城市两大支柱积聚生产力又缓解大城市病。与城市化1.0阶段的旧工业部门崛起受益不同,当前的2.0阶段将提供三大投资主题:产业互联网兴起、成熟产业数字化、智慧城市新生活。在此基础上,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之间,中国还有每年5%的潜在增速。
人力、科技、资本是未来的长期增长动力
第一财经:邢总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首席对策》的专访,我们看到今年以及接下来一段时期,您觉得最大的增长动力有哪些?
邢自强:非常高兴你问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中国面临双重挑战,一个就是本身我们的人口的老龄化,第二个就是国际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产业链脱钩,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风险,那么也就是说过去10年我们享有的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这双重红利可能就会消失了。那么长期的增长动力在哪?从经济学的原理的角度有三个原动力,人力、科技和资本。可能中国要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达到高等收入的国家的状态,最需要做的就是第一深度城市化来保证人力资本。第二,那么通过继续的加快开放科技自主创新,来实现科技的自主化。第三是通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的流入,弥补经常账户的利差。这三项恰恰就是分别从人力、科技和资本的角度去弥补未来应对的这些老龄化和利益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高速的增长。
基建投资今年将出现小阳春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先看传统的动能,您觉得整体的传统基建现在怎么样?投资会相比去年有一定的增长吗?
邢自强:尽管在19年上半年发行的地方专项债,但是根据统计中间不少去了,土地储备、棚改等项目,实际拉动的基础建设投资不多,但我们认为2020年基建将出现一个小阳春,或者说温和复苏。第一个就是地方专项债,从融资的角度来讲加量,比如说去年是人民币2.15万亿的投资,今年预估可能到3万亿,那么同时它更加精准发力,在新批下来的这1万亿的项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没有棚改,或者是过去说的土地储备,都是在几个重要的重点的区域一体化,都市圈里面的都是真正的基建项目,比如说高铁、通勤铁路等等,所以它的拉动效应更明显。从这个角度,2020年基础建设投资可能有望从去年的4%回升到6%、7%左右,一个小阳春的状态。
第一财经:中央财经委在去年也明确指出了发达地区大型城市的城市群引领作用,这也是首次提出的。同时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大型城市、发达城市,它现在都兼顾了一些疏解的任务,这两方面您觉得未来来怎么平衡?
两大支柱缓解大城市病 实现集聚生产力
邢自强:对这个问题的角度特别好,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就是通过都市圈城市群,也就是说不是依靠一个单独的城市,比如说上海和杭州,而依靠互联互通的整个长三角区域,周边的二线三线的卫星城跟中心城市互联互通起来,这样做到它的整个交通网络整个社保的一体化之后,企业更加均匀的分布在都市圈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打造智慧城市,通过科技赋能来消解这些大城市病。比如说如果大家在上马新的5G网络、智慧交通,甚至将来的自动驾驶,那么显然对这种交通拥堵有很大的一种缓解作用。还有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大数据、图像计算等等,实际上这些也会带来犯罪率的下降。整个城市越大越好,管理越安全,也就是说整个城市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可以建设在这些智慧城市的投资基础之上。这两条腿走路之后,我觉得是有望实现更多的人口、经济以及企业去往这几个长三角、珠三角去集聚。同时又不担心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大城市病。
地方债去向从土地储备、棚改 转向更精准实际基建项目
第一财经:有没有测算过现在发放地方债的投向的目的地在哪?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一些地方政府有一些负债,是借新还旧了?还是大部分投到我们说的铁公基里面去了?还是一些新型的动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测算?
邢自强:就像刚才提到的,去年一开始发行的这批地方专项债还是有接近6成,60%去了一些土地储备、棚改等等。那么那个时候对基础建设投资的实际的拉动量有限。今年2020年我们预计整个专项债的量会增加到3万亿人民币,而且中间大部分都是实打实的基建项目。中间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投向主要聚焦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三大都市圈城市群,还不是撒胡椒粉一样、胡椒面一样,在西部、东部、东北都撒。现在更精确的聚焦于这些沿海和长江中游比较发达的都市圈。第二就是从重点建设的项目而言,现在更看重的是铁路网里面的毛细血管。在每个都市圈里面,连接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卫星城之间的这些,我们叫通勤高铁。 譬如说最近上海又跟合肥、南京之间宣布一条新的高铁规划,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让毛细血管更密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同样北京也是这样,刚刚开通了去张家口、去崇礼等等这些通勤高铁,这也是2020年的专项债的使用的主要方向之一。
民营企业在城市2.0细分领域中将成为赢家
第一财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层次的领域都是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来去参与,民营企业有哪些参与的领域,怎么样让民营企业来参与?
邢自强:一旦在第一阶段实现了,下一阶段的这种软基建数字化的基建铺好了,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工业互联网来改造旧有的行业,这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民营企业、私营经济提供了特别强的活力和亮点。譬如说现在我们经常诟病的物流可能效率不够高,成本还偏高,你可能实现进一步的最后一公里的这种物流,甚至将来长期的这种自动驾驶的卡车、货车等等,使得物流的效率可以提高,这对民营企业因为我们国家的物流大部分都是比较有效的都是民营企业,提供了很多的亮点。第二个就是医疗,因为医疗它现在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聚集在几个都市圈,对远程医疗问诊需求会进一步的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可穿戴设备、远程在线的这种问诊,包括一些将来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新一代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体系的建设,其实给民营经济也创造了很多空间。第三块就是教育。同样这么多人去城市,它不可能到城市里都有工作,它需要一定的职业教育,那么职业技术培训将是未来急剧增长的一个市场,这也是我们整个大摩的研究团队,在中国最看好的一个细分子行业。那么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可能会涌现出很多新的赢家。
新基建金融风险更小 投资回报率更大
第一财经:关于融资方式,是不是有多种融资方式可以参与到其中?
邢自强:在第一阶段,我刚才提到的进行建设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上5G,上云,上大数据,那么这个是为了下一阶段的智慧城市、城市化2.0做铺垫的,那么这种融资第一从量级上它是可控的,比过去的铁公基老基建要小。第二从融资方式更多的是比较透明的地方,专项债以及国有企业运营商本身用他的现金和利润去做投资。打个比方,过去5年每一年中国的总体基建投资大概是18万亿人民币,但是我们估算的这些新基建,像5G云服务数据相关的一年只需要1万亿就够了,所以从量级上它实际上金融风险更小的。第二点就是从它的融资方式,这两年新增地方专项债去年2.15万亿,今年可能增加到3万亿,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偏向一些智慧城市相关的物联网等等建设。最后从本身这些物联网智慧城市的打造的过程中,这些工业互联网建成之后,它对于民营企业也好,对整个私营经济也罢,起到一个改造旧基建的效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讲,它也会觉得放贷给这些相关的投资是有回报的,而不是像过去撒胡椒面一样,我们去中西部去发展一个完全没用的公共设施。在长三角珠三角进行智慧城市的投资的回报率本身也是可以信赖的。
第一财经:您认为城市化2.0的投资风险会更小一点。但如果有的话,风险点可能在哪?防控的方式有哪些?
邢自强:那么我想大家肯定会关心几个,第一个就是这么大的新基建的投资,特别是关于科技的5G网络、AI、人工智能,那么是否中国人自己会不会依赖海外的很多技术?第二个就是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也会加快立法以及各个方面的行政规划,加强对隐私的保护,加强对这些潜在风险的管控。因为毕竟全球来讲,中国实际上在应用下一代的信息技术,不管是大数据、图像计算,还是AI角度,可以说是起步可能比西方的一些经济体美国等等都早了半个身位,包括我们现在的网购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以及我们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通过数字支付、移动支付打造起来的数字化的移动支付平台,这个都是在全球独一无二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随着老百姓认知水平的提高,他对于隐私的保护也进一步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为什么最近大家比较喜欢区块链,也是觉得这可能符合下一步保护隐私,进一步的打造一种新型的方向,所以这是两个我们想象的下一步的信息化过程中要兼顾的风险点。
未来五年潜在经济增速接近5%
第一财经:这种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增强,包括您说的这些我们做城市化2.0,它接下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程度有多大?
邢自强:从长期的增长的原动力的角度,我们一般不看三驾马车,不看财政刺激,不看货币刺激,我们还是看人力、资本和科技,我们预计从现在到2025年之间,中国的潜在增速每年还有接近5%,主要就是靠对这三块的增长的预测核算出来。譬如说人力,我们知道中国人口在老化,所以他可能对经济增长处在负贡献,但是同时我们在进行新型城镇化、深度城市化人口的集聚效应,他能继续的释放生产力。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来自全要素生产力的贡献,还会保持在每年2%甚至更高的水平。同时从资本的角度来讲,确实人口老化之后,中国的储蓄率会下降,好像我们的资本投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强了,投资的增速会放慢。但是我们最近又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希望吸引外资来弥补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特别是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中国的规模很大,都是全球前三的,最终我们的预估是未来5年每年还能吸引接近1000亿美元的债券的流入和1000亿美元的股市的流动性,那么这样可以弥补中国储蓄率的下降。所以回过头来您刚才提到这些,不管是我们的科技自主,还是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到底能够对经济起多大的拉动?回归到数据上,未来5年每年还有接近5%的潜在增资,中间两个点都是来自于这种科技和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同时回归到这些金钱上,每年可能看到2000亿美元的流入,这是人民币市场国际化带来的一些资本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