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不再是社会实验载体，但它是上海应该保留的记忆

作家管新生在他的《工人新村》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上世纪70年代，上海的控江新村接待了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和日本田径团。在班宇的家乡沈阳，相似的情景也常在工人村里发生。这位“80后”作家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冬泳》中，写到类似细节。

“曹杨新村街道是上海唯一有外办的街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说。直到现在，街道依然保持着邀请外国人“做一天曹杨人”的活动。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工人新村曾经的功能：除了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它还承载着表达“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理想的功能，是那个时代的新中国乐于展示的幸福样板。

王伟强自2008年就开始关注曹杨，2011~2015年又获得国家自然基金会课题的资助，开展学术研究。从对曹杨住户分发的1200份问卷中，他发现，半个多世纪过去，那里依然留存着很多当年的痕迹。比如，曹杨新村的居民们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非常高。这让他联想到这个社区当年公用煤卫、相互帮助、夜不闭户的传统。

变化的东西当然更多，除了房屋内部不可避免地日渐破旧，还有不断发生的人员流转。王伟强说，曹杨新村的地理位置，曾经是“上海近郊”，如今早已被不断外扩的城市彻底包围，成为贴近真如副中心的一个社区。因为区位条件好，又是江苏进入上海的门户，那里成了大量外来务工者的租住地。曹杨周围的原铜川路水产市场、建材市场、轻纺市场和大卖场吸纳了大量从业者。曹杨一村的房屋内部条件较差，问卷调查也显示，那里大都是中低收入群体，但停车却是爆满。“居住在此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汽车是很多人的生产资料。”

令王伟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遍布上海的200多个工人新村解决了很多人的居住问题，但关于它们，似乎没有形成多少共同记忆，在建筑文化保护方面的意识也很缺乏。“石库门培育了社会历史变革下的城市文化，当这种历史转移到了工人新村时期，为什么就缺少深入的观察呢？1998年彻底取消福利分房以前，一直有人搬到工人新村，这种观察正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工人新村是晚近遗产的一部分

应该对其中的典范具有保护意识

第一财经：你对曹杨新村有很长时间的观察。在你看来，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大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王伟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有一种乌托邦实验的感觉，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实验，未来可能再也不会有了。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以后，这种形态就成了历史。

工人新村目前保护得很不够，甚至可以说对它缺乏保护意识。在我和各界的交流中，在与居住在里面的老百姓的交谈中，普遍都觉得没什么好保护的。这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识，但这是值得思考的。

再说，工人新村是上海建设量很大的建筑类型。我们现在把石库门作为海派文化的代表，但石库门是租界时期的产物。解放初期，石库门大约有1300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到现在可能都不到300万平方米了。而工人新村，大概有3亿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既然说石库门房子孕育了海派文化，那么当大多数人居住到工人新村的时候，海派文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工人新村实际上是海派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海派文化的主要载体。

最早的工人新村曹杨新村，是1951年规划、1952年建设、1953年入住的。曹杨新村到现在也有六七十年了。我们从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超过30年的建筑就有了保护价值。超过30年就是一代人，就是上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工人新村因为开发强度相对较低，拆了以后再开发，在土地开发发表方面是比较有利可图的，这样就慢慢越拆越少了。

第一财经：我看到一份你关于工人新村的讲座记录，其中提到一个词“家国同构”，能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吗？

王伟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国家治理其实还处在探索阶段，也处在被西方包围和封锁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全新政体里，百废待兴，国家与家庭、个体的关系都在重构当中，大家都在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所以说，工人新村与新中国是“家国同构”的。

曹杨新村的建立，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主体地位。怎么体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呢？这就非常需要做出一个样板来。所以，早期工人新村其实是一个样板工程，把工人、劳模请进来，然后再给国际上看。建成以后，来上海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很多都到那里参观过。所以曹杨是一个窗口，曹杨街道的外办也由此而来。

第一财经：曹杨新村的选址、房屋设计、内部结构设计都包含着当时政府对工人生活的想象与规划。你能谈谈当时建筑内、外部结构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吗？

王伟强：曹杨新村从前邻里关系很好，那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劳模。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思想、素质、境界比较高的群体。我在曹杨做了很多调查，60多岁的人回忆当年，那都是敲锣打鼓搬过来的。他们是有一种天然的自豪感。这群人的父母是劳模，搬过来时还很小，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当年曹杨新村是全开放的，邻居们往来密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家关系都很好。现在，曹杨新村都被一个个物业围墙围起来了。

承载两三代人集体记忆的工人新村

正在经受新的改造和转型

第一财经：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提到，住在老城厢和工人新村的孩子很不同，后者的生活更丰富，因为工人新村周围有文化宫、大礼堂、电影院等等。但是，从小生活在工人新村的作家管新生认为，老城厢的孩子面对三教九流，眼界反而更开阔。工人新村孩子的生活是相对单纯、单调的。你怎么看工人新村这种生活环境给工人后代带来的影响？

王伟强：相对来说后一种看法更有意思。石库门空间复杂，街巷密集，具有城市多样性，孩子们玩的东西相对挑战比较大。新村空间结构相对简单、清晰。还有就是当年的市中心人员复杂，三教九流都有，工人新村相对单一。石库门里面，很多藏龙卧虎的，旧社会的买办、白领、职业经理人、音乐家、画家都有。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接触的人不一样，见过更多世面。在工人新村，大家都差不多，无非是工人和厂长的差别。这个很难说谁好谁坏，只能说各有特点。

第一财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工人新村居民人员结构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些社区在整个城市空间中的功能和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王伟强：首先，工人新村是一种象征，表现了那一代人曾经为了实现一种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尝试。但是发展到今天，工人新村已不再是乌托邦的载体了。它还是有积极的现实价值：

第一，它有住房保障的作用。我们保障住房严重短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就是因为有那么多存量的工人新村，住房保障的矛盾才能得以缓和。外来务工人员、新上海人、毕业大学生能有一个较低的门槛进入这个城市。

第二，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人新村老龄化程度更高，比上海的平均数还要高一倍。工人新村可以成为上海面向老龄化时代的养老敬老平台。现在工人新村做了一个很好的更新，叫“适老化改造”。

第三，工人新村和石库门一样都是行列式的，构成了整个城市空间的肌理，非常井然有序。但后来建设的商品房却都是各自为政，把城市的底板搞得很乱。我们城市的风貌特色缺失，很多问题都是缘于城市肌理紊乱造成的。

第四，工人新村多数具有较好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也具有体系完善的社会治理架构，对于上海实现精细化治理，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价值。

第一财经：有评论家认为，工人新村已在历史进程中隐退了，随之隐退的是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给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人们对海派文化的叙述，也大都集中于租界和老城厢，很少有人会提到工人新村。对这种“遗忘”，你怎么看？

王伟强：对石库门，有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文艺的、怀旧的、西化的生活场景。而反映工人新村的文艺作品的确相对较少，也缺乏影响力，常令人感到记忆模糊。这对于没有在其中生活过的人，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印象。事实上，居住在其中生活的人，数量还是十分庞大的，他们的印象虽然是相对个体的，但仍会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无论是物质空间的，还是社会实践的，都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我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