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疫情之下，打击涨价要不要一刀切

在文章开头，想先作一点声明，本文呼吁对于公共话题的理性讨论，对于涨价现象的讨论采取的是合理和不合理的涨价这样的划分，而没有采取公众通常所采取的恶意涨价这样的表述。

这篇文章题目可能应该这么取，“疫情当前的口罩涨价，打还是不打？你想不到的原因”。这样的标题吸引眼球，但却是害人的。社会问题之复杂，就在于几乎没有放之四海的标准答案，适用于一切的情况。

涨价有合理和非合理两种情况

疫情当前，口罩在涨价，白菜也在涨价。因为传统的思维和行政管理模式，再加上民意的绑架，已经出现一些对于涨价行为一刀切式的管理和打击。但是，任何政策问题如果仅仅给出是和否两种简单的回答，都有可能导致极端的情况，从而出现意想不到的，甚至和主观意图相反的后果。

事实上，涨价是有合理和非合理两种情况的。肺炎疫情正值春节期间，再叠加全国各地停工断路，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原料成本都在涨价。即使在通常的春节期间，蔬菜价格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有价格上涨。疫情期间，由于各种成本加剧上升导致的物价上涨，有一定合理性。如果像有些地方出现的那样，对涨价一概以罚款来处理，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受罚生产者不生产，销售者也不销售，然后出现的是更为严重的短缺。因此，合理的涨价可以保障和激励生产，同时，合理的涨价还可以使得民众不要出现短时期内的囤货。这样，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都可以避免物资出现严重短缺。

但是，什么是合理的涨价，的确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不要急于一刀切。毕竟绝大多数的涨价物品并不是短期内就攸关生命的，尤其是类似蔬菜这样的商品，存在不少替代品，并且在市场上有足够供应者相互竞争，应该相信，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保证不至于所有商家联合起来恶意涨价。如果市场上真的存在借助于垄断力量而进行的恶意涨价，那么对这样的涨价进行干预，也应该在严格的举证和司法程序之下来展开，不应仅仅以涨价幅度来草率处理。否则，就可能出现政策的愿望是好的，效果是坏的。如果的确是市场可以保证供应的产品，随着供应跟上，绝大多数商品的涨价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在疫情期间，绝大多数的涨价行为都可以通过上面这样这个简短的分析来看待，在这一问题上，要充分相信市场经济的作用。但是事情的确不止于此。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讨论问题，这个例子也是在一篇英文文献里被提出的。

“飓风袭击了你所在的小镇，电也停了。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需要电来冷藏她的胰岛素。你绝望了，但也许还算走运。我有台小型发电机愿意卖给你，你手里有800美元，刚好是我这部发电机平常的价格。唯一的问题是我不愿意以800美元的价格卖给你——我想卖1300美元。”

这篇英文文献的作者基本上也采取了与我前面所说的观点同样的立场。即便是在自然灾害面前，价格机制仍然能把资源配置给对这种资源评价最高的消费者，同时它可以鼓励生产。这些我基本上都同意。

但是事情还有一些更复杂的细节，我们只要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或者修改一下这个故事，恐怕答案就会发生些微妙的变化。

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发电机的拥有者是有完全垄断市场的力量的（至少在孩子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一两天内，没有替代的供给），同时，他所面临的需求是基于孩子的生命的。在这个例子里，他把发电机价格从800抬高到1300，使得这个例子回避了道德伦理上的危机。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发电机的拥有者把价格抬高到13000美元，甚至13万美元，而我们是那个需要用发电机来救命的父母，也许我们仍然愿意支付13000美元，甚至13万美元的价格（取决于我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这个时候经济学家还能够轻松地说，最后的交易价格是一个均衡价格水平，就完事了吗？

这时，发电机拥有者把价格到底抬高到多少，显然具有了伦理道德的含义。父母对孩子的生命的珍惜，可能会让父母倾家荡产，也愿意支付发电机的天价，但这个天价显然是不符合公正的社会伦理道德的。不过，即使出现这样伦理道德层面的灵魂审判，是否应该由政府来干预或者得到法律的制裁，仍然跟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关，不可一概而论。

口罩和蔬菜有三点不同

最后，让我们来说回口罩和蔬菜，两者其实也是有差别的。蔬菜涨价的问题相对简单。蔬菜作为一种食品，具有足够多的替代品，至少在短时期内有足够多的替代品。因此，只要保证市场充分竞争，短期内的涨价不至于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的类似产品涨价是因为成本上升了。即便出现了不合理的涨价，只要有市场竞争和充分的替代品，涨价也不会持续太久。因此，对于蔬菜的涨价，不宜采取直接的政府干预。

但是口罩和蔬菜却有三点不同。

第一，口罩没有蔬菜那么多替代品。即便自己制作，所达到的效果也与正规生产出来的口罩不可比。由于这种特性，在突发情况下，可能由于交通管制以及短时期供给跟不上，让口罩市场在一个特别短的时间窗口在局部成为一个卖方垄断市场。

第二，有没有口罩的防护可能会危害到个体的生命安全，因此，高收入的消费者可能可以承担非常高的口罩价格。因此，通过不合理的涨价（这里我再次强调是不合理的涨价，是指不是因为生产和物流成本上升而导致的涨价），可能让低收入者失去买到口罩的可能性，从而带来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在上述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口罩和前面例子里的发电机有了类似的性质。

第三，在高价格之下，如果有低收入者不能买到口罩，又可能成为潜在的病毒受感染者和传播者，那么，他们可能成为放大公共卫生危机的人群，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将构成危害，这在经济学里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这是口罩和发电机、蔬菜都不一样的特征，但是我必须强调，上述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只有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才会产生。即便在公共卫生危机产生的时候，一定程度的涨价也无可厚非。把时间窗口稍微拉长一点，供应如果跟上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采取限价和限购的政策。只有当上述三个条件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时候同时成立，对于类似口罩这样的商品，才可以采取限价措施。

同时在口罩供应没有跟上，市场仍然存在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在限价的同时采取限购的措施，以保证不论收入高低，各类人群均能够得到一定的供应。与限价限购类似的政策，也可以是政府的集中采购和派发，或者是对于生产和销售者进行补贴，但是如果仍然可能存在因物流不畅等导致的局部垄断问题，限价和限购仍然是可行的。

需要特别小心的是，即使在严格条件下，可以采取限价和限购，对于价格到底限制到什么样的水平，政策制定者不能太任性，而应该听取生产者、销售者、行业专家，甚至消费者多方综合的意见。对于合理的涨价，应该在执法之前将相关信息公之于众，然后再对于超过合理涨价范围的涨价进行打击。而反过来说，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执法部门没有做到事前必要的意见征询和信息公开，则应该受到社会公众和行政程序的问责。我再次加重语气，强调一下，即使是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也不能忘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权力的任性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已经有太多的教训，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这一切当然会对政府的行政能力构成考验，但只有不断学习进步的政府才能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最后再说一句话，最近有关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不同学科学者的讨论。有些讨论直接指向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科。请学者们注意一个问题，经济学内部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不同的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也都不一样，而这本身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非常复杂而导致。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者，请不要把矛头指向整个经济学科和经济学界，就像作为公民，在疫情面前不要歧视湖北人一样。谢谢大家。

（陆铭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文章首发观察者网，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铭心而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