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踏足武汉,到蔓延至全国甚至走出国门,这个过程中公众最疑惑的就是,病毒、疫情公开信息为何之前总是慢了一步、缺了一角。
迄今为止,病毒、疫情的公开信息还缺失什么?这些缺失的信息又会给防控新型肺炎带来什么障碍?
患者接触了什么野生动物?
1月28日,河南省卫健委公布了一组该省各地市的确诊病例信息,这在网络上被称为“最详情公布!居住地接触史旅行史住院详情!”
这组公布的病例记录了多个病例的详尽过程,并没有太高深,也没有太多科学术语:
比如其中一个病例:胡某,男,35岁,林州市开元街道办事处人,在株洲市一家公司工作,该公司1名员工于1月25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1月23日胡某与妻子乘火车到达安阳火车站,亲戚开车接回林州家中。24日胡某出现发热、头晕症状,自行服药后体温恢复正常。26日因再次发热到林州市人民医院隔离治疗,后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27日,市疾控中心对采集的患者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呈病毒核酸阳性,予以确诊。
这些内容,其实是门诊医生每天都要问诊,并详细记录在病历本上的内容,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病例。不过,在疫情未被重视之前,这样的病例基本是缺失的。
明确每一个患者的感染路径,对于未来的疫情防控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公众而言,也可以知道用什么方式避免感染,感染之后通过什么路径去解决问题。
“工作量极大,每个病例需要花2个小时。”河南省疾控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样做很值得。他说,对于流行病学的分析十分重要,遇到病例后,通过理清传播链条,指导社区防控,可以有效切断传播。
“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任何时候都要加强疾控体系建设,以保证随时应对。但是,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得太差了。”河南省疾控系统的这位工作人员说。
除了病例,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缺失:武汉最早的患者,尤其是那些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患者,接触了什么野生动物。
1月26日,新华社从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了解到,该所在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中取得阶段性进展,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中国疾控中心在2020年1月1日上午就赶赴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并转运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此项工作展开的意义,中国疾控中心也明确表示:追溯病毒来源、控制源头、阐明病毒中间宿主,是控制该病毒持续从动物传染到人的关键环节。
可事实上,公众所获取的信息只有: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也有1月24日的论文显示,这个病毒与云南的蝙蝠是近亲,接近96%的重合度。
但到底是什么野生动物身上检测到了病毒?还有哪些样本也检测到了病毒?至今公众并不知晓。
海鲜市场是不是唯一的源头?
有关疫情、病毒的更多信息,是从近期公开发表的一篇篇论文中传递出来的。
2020年1月24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曹彬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王建伟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Lancet 《柳叶刀》在线发表题为 《武汉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的论文,分析了武汉最初41名确诊病例的临床特征。
这篇研究中称, 武汉最早的病例在12月1日发病,而且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关联。且研究数据表明,41例确诊病例中的13例,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关联。
北京时间1月27日,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杂志也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并非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 “Wuhan seafood market may not be source of novel virus spreading globally”)的文章, 称新型冠状病毒或许并非源于华南海鲜市场。
“有患者与华南海鲜市场无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华南海鲜市场的产品携带病毒,卖给消费者,消费者接触到病毒后,因为自身免疫力低下进而患病也是自然,这并不意外。因为对于携带病毒的产品,(我们)并没有公布,也没有召回。”一位资深病毒学家表示。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科学家对于这个新发传染病并没有停止科学应该做的事情,溯源、流行病学调查、诊断试剂研制、疫苗研发、药物筛选、临床诊治等等,一个都不会少。
只不过,这些信息大多见诸于论文,特别是病毒传播路径的信息,在公开方面更是打了折扣的。
人传人的判断何时得出?
美国时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的论文,其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同时他们研究了三个时期的病例特征:第一个时间段是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日期)前发病的患者;第二阶段是1月1日至1月11日(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的日期)期间发病的患者;第三个时间段是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患者。发病较早的患者年龄略轻,男性比例较高,报告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的比例明显较高。医务人员在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在三个时间段逐步增加。
由此可见,人传人的迹象早就存在,医务人员也正因此逐渐出现了感染,而并不是官方通报所说的“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但直到1月20日,公众才通过专家之口了解到这一点。
1月20日下午,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记者问答会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证实了武汉肺炎的“人传人”,且有医护感染。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在1月中旬去武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时,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特别是医务人员的感染。
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上述论文,从科学角度提出:“如果其他地区的传播动力学也相似,我们将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减少传播,从而控制疫情。应在高危人群中采取预防或减少传播的措施”。但这个提醒来得晚了些,因为确诊病例已经遍布全国甚至走出国门。
公众想问的是,研究人员1月1日就进入现场进行流行病调查,为何在病毒已经透出“人传人”端倪的时候没有看到它的秘密?病毒传播路径的信息,为何在病毒全面开花扩散之后,源源不断地发表在论文上?
传播系数模拟计算做了吗?
信息公开得不充分,会让公众心中的裂痕不断加深。
为了让信息公开有法可依,2008年5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而制定。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的处理方式,与我们有所不同。
1月17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网站上发出了一个报告——《估计中国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病例的潜在总数》,这个报告通过建模合作,分析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系数,同时提醒:在类似规模的SARS和MERS疫情中的经验表明,目前不应排除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对比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该文给出了新型冠状病毒基本再生数(R0)约为2.2的预估。这个系数直接关乎后续发病患者增长的速度和量值,但此前公众并不知晓。
所以,是科学家没有进行这个传播系数的模拟计算,还是计算后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公众?
“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 经济学家盛洪在其撰写的文章中如此表示。
如果更多有助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包括康复患者是否还携带病毒具有传染性等信息,依然只是在后续的论文中不断呈现出来,那我们将只能继续跟在病毒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