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尼亚志愿者到诺奖得主，专访克雷默：随机田野试验与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基于相似原则

11月的某个周四下午，纽约大学发展研究所年会正进入尾声，台上六位经济学家的讨论仍在继续，容纳百余人的会场却已空余大半。

本次年会的主题为“从地方到全球：论经济学实验面临的外部效度挑战”。讨论中，台上居于C位就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一个月前，他刚刚被授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研究和突出贡献。一同获奖的还有MIT夫妻档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会议结束后，克雷默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

此前，一些国内的学者对于诺奖经济学家的随机田野实验研究方法，其可推广性和有效性抱有怀疑，或认为发展经济学对中国在扶贫发展上的经验缺乏了解。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克雷默表示，随机田野实验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相似的原则——对一些新想法和新政策，并不是仓促地全面铺开，而是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再逐步推行至全国其他地区。并且，每个阶段都会对政策作出一些修正和改善。

在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前，克雷默曾赴肯尼亚的中学做志愿教师，他回忆称，这段经历为其日后的实验研究开阔了思维维度，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不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克雷默及其团队在肯尼亚通过随机田野实验发现，提供更多教科书并不能提高学生成绩，而为儿童提供免费驱虫药物却能使学校缺勤率下降25%，从而提高学生成绩。这一发现为数千万儿童带来了免费的驱虫治疗。

对于诺奖殊荣，克雷默感到意外而荣幸。

宣布诺奖结果的当天，他身处伦敦，而其位于马塞诸塞州的居所也正出租。工作人员通过电话、邮件遍寻不着，不得不亲自上门，租客开门后更是一头雾水。最后，通过一条“可疑的”Skype信息方才联系上克雷默。

采访结束前，克雷默笑称，自己对宏观经济学不甚了解，也不太懂股市，但要做好准备，恐怕未来会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

第一财经：毫无疑问的，您的研究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的社会问题，例如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和儿童健康。诚然，您是否认为这一方法是解决贫困最有效的办法？

迈克尔·克雷默：首先要明确的是，经济学家已就整体经济增长对脱贫进程的积极作用有了很多研究。以中国为例，通过由邓小平提出、经多任政府成功实行的基本经济改革，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和地方激励与官员人才培养结合等的政策，经济快速发展使七亿人口得以摆脱贫困。

我特别想提到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进行了多次实验。对一些新想法和新政策，政府并不是仓促地在全国铺开，而是先在部分地区试行，再逐步推行至全国其他地区。并且，每个阶段都会对政策作出一些修正和改善。

这与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我的研究方法是基于相似的原则。我们通过实验去了解某一创新措施的效果，或去开发新的措施办法。在科学实验的开发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对照组，通过随机分配，确保在无干预措施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可以获得相同的结果，以此来验证相应创新措施的效果。

这一方法适用于教育、医疗、农业、金融和反腐等的多个领域，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我不想将这一方法夸大形容为是具有改变社会的神奇能力，但我确实相信 借助这一方法可以实现许多社会目标，推进社会进步。

第一财经：在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前，您曾赴肯尼亚的中学做志愿教师。这段经历是否对您未来的研究有所帮助？

迈克尔·克雷默：是的，举个例子吧。教育经济学界存在这样一个长期辩题：一些人相信，提供更多资源、更多课本、更多的老师和更小的班级规模，有助于提升教育质量；另一些人则认为，单纯花钱是一种浪费，关键是要通过改进激励机制来提高教师的责任心和完善教育体系。

当时，我参与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发放课本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那时候的肯尼亚学校里，平均14个学生共享一本课本。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教育投入，我直觉相信更多的课本会发挥正面作用。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是否发放课本，对学生成绩并无多大影响。

对此，我感到困惑和失望。

然而，当我回忆在肯尼亚做志愿者的经历时，我想起当地儿童上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得经常缺课。比如，疟疾和HIV的肆虐，许多家长卧病在床，一些孩子被迫留在家中照顾弟妹、或帮忙耕作。此外，肯尼亚的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采取英语教学，这也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三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再缺课，就更容易在班上落后于同侪。而由于肯尼亚的教育系统将更多资源集中于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一旦成绩落后，学生就更难在现有体制下受益。

结果，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对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发放课本并没有起到提高成绩的作用；但对成绩好的学生而言，发放课本确有所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此前的假设——当学生成绩落后时，现有教学课程就无法帮助到他们。

此后，研究学者尝试了其他的解决办法，迪弗洛和巴纳吉在印度的实验证明有效的课外辅导可以帮助提升学习成绩。而我在肯尼亚的研究证明，分班教学也有助于提升学习成绩。可以说，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尝试各种可行的办法。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当我的思路仅限于经济学领域时，关注点也仅仅是免费资源是否有助于提升学习成绩。当我回忆在肯尼亚教书的经历时，我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另一个思维维度，即教学本身是否满足学生需求。

第一财经：这些随机实验的可推广性有多高？

迈克尔·克雷默：虽然具体个案存在差异，但确有一些共性原则。经济学引入心理学概念后的一项发现就是，人们往往会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作出选择。

这在健康和预防性保健领域尤其明显。比如，我们鼓励非洲家庭使用蚊帐来防止疟疾传播。但是，花10美元买一副蚊帐对一些贫穷家庭而言可能是很大的负担，他们可能随时面临其他各种更为急迫的财务压力。

同时，经济学和医疗政策领域也存在一个辩题，是否应对蚊帐、饮用水治理和驱虫药收费。一些人认为，过度免费可能造成使用率过低或不当使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们对预防性保健服务的价格敏感度非常高。即便是极低的收费，也会使许多家庭拒绝购买服务，这不仅将危及他们自身的健康，更加剧整个社会的健康风险。

因此，现在国际组织在进行预防性保健药品普及时，往往会采用免费的、最为便利的方式。

第一财经：这一研究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迈克尔·克雷默：当然。比如，预防感冒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勤洗手，但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现在，美国的许多大楼里都安装了免洗洁手液，通过这种免费且便利的措施，可以大幅改善人们的洁手习惯。

第一财经：您在获奖后曾坦言自己感到很惊讶。

迈克尔·克雷默：经济学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对经济模型的研究，或是基于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与此相比，巴纳吉、迪弗洛和我则采用了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我们通过与企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去了解这些机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想要寻求的创新解决措施，期间经济学家会利用现有的可借鉴经验和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在确定实验想法后，经济学家通过将研究对象分组并实施不同的干预措施，来测定相关措施的实施效果。

当然，这远不是故事的终点。如果实验证明措施奏效，通常这些机构会进一步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效果测试；若结果不尽如人意，可能需要对实验进行改进；若实验结果失败，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可行措施。

这与经济学采用的传统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近段时间以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我乐见其发展，但并未对诺奖抱有预期。我感到意外的荣幸。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帮助改善非洲的贫困问题？

迈克尔·克雷默：数字技术为非洲提供了无限机遇。

以农业为例，在非洲，农民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种子和化肥等的合成投入物的使用率非常低。过去，这需要农业推广工作者四处奔走，向农民普及和讲解。这一方法耗时耗钱，且信息传递也不及时。手机的普及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情况，农民通过短信收到为其定制的农耕信息，这大幅提振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率。

在金融领域，电子支付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肯尼亚，电子支付使用比美国更便利。

但我必须提醒的是，机会伴随风险。金融科技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恰恰是博彩行业。在东非的一些国家，大街小巷里一度贴满了体育博彩的广告，有人因此倾家荡产；另一个例子则是高利率的小额手机贷款。非洲政府必须要考虑在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对相关问题进行监管。

第一财经：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并最终决定以此作为终身职业？

迈克尔·克雷默：我对全球贫困问题的关注源于父母传导给我的价值观――在掌握资源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去帮助身处极度贫困的人们。进入大学后，特别是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经济学研究。我很幸运，能够把自己对世界的理想和个人兴趣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