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性银行五年扩张之路： 资产规模翻倍达27万亿

近年来，国家加快棚户区改造，让亿万居民“出棚进楼”，改善了民生，同时有力地拉动了投资、促进了消费。

而时间回到五年前。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相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当年4月2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确定，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重点支持棚改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市场人士看来，棚改是稳投资甚至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央行创设PLS向国开行提供资金，国开行再向地方发放棚改贷款。2015年10月，PLS的支持对象扩展到农发行、进出口银行，支持领域拓展到水利建设、“走出去”等项目。

依靠着PSL的加持以及通过债券市场筹资的优势，五年间三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迅速。

年报数据显示，2018年末国开行资产规模为16.1万亿，相比2013年末增长了97.6%，其资产规模仅次于四大行；同期农发行资产规模6.85万亿，相比2013年末增长1.6倍，其间超越了民生、中信、浦发、兴业、招商五大股份行，扩张尤为迅速；口行资产规模则由2013年的1.88万亿增至2018年的4.19万亿，增长了1.2倍。而同期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的资产增幅大多在60%左右。

和上市银行不一样，三家银行仅公布年报，且年报内容不像上市银行那般翔实，显得相对“神秘”。因为承担一些政策性业务，同时体量庞大（三家银行资产总规模达到27.2万亿），它们的变化亦需引起关注。近日农发行公布了2018年年报，三家银行年报披露完毕，这构成观察三者变化的重要窗口。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扩大信贷投放，三家银行尤其是国开行、农发行在稳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一些业务绑定了政府信用，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新形势下，传统的政府性业务也面临转型的难题。

扩张路径

基建业务一直是国开行的特长，其中也涉及棚改业务，但早期规模并不大。2014年，在央行PSL支持下，国开行发放棚改贷款的规模迅速增长。

年报显示，国开行2013年发放棚户区改造贷款仅为1060亿，而2014年增长近3倍至4086亿，2016年继续增长至9725亿。此后有所回落，2018年新增规模不足7000亿。

连续数年的大规模投放（2014-2018合计发放3.71万亿）后，棚改贷款成为国开行的第一大业务。年报数据还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贷款余额3.2万亿，约占全部贷款余额为27.4%。第二大业务为公路贷款，占比低于棚改贷款11个百分点。

以粮棉油、三农贷款为主业的农发行则在2016年大规模介入棚改业务。和国开行相比，农发行的优势是人员众多、网点丰富：农发行5万多员工，而国开行不足万人；农发行近两千个县域支行，而开行只在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布有分行。

“国开行大部分棚改项目与省级、地级市政府合作，统贷统还。农发行多年在县市级耕耘，争抢了很多县级甚至市级的棚改项目。”中部省份某地市级城投公司融资部人士表示，“因为项目风险低，收益也有保证，基本都是绑定政府信用。”

农发行年报显示，2015年农发行投放的棚改贷款仅为283亿，但2016年激增至2133亿，此后进一步上升，至2018攀升至5876亿。四年间农发行合计投放1.25万亿，棚改贷款也成为农发行的主要业务。

棚改贷款的大规模投放一方面来自于央行PSL的支持。2014年，央行提供PSL资金3831亿元，2014-2018年提供PSL资金在4000-10000亿之间。截至2018年末PSL余额增至3.37万亿。

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交易结构设计。其主要模式为，棚改主体将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向银行质押融资。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分期向企业支付采购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投资及偿还银行贷款。穿透来看，实质上是财政对棚改贷款兜底，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

在上一轮的稳增长中，专项建设基金也是重要方式。其操作方式为，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建设债券，然后利用专项建设债券筹集资金，建立专项建设基金，国开基金或农发基金采用股权方式投入项目公司。

在大规模投放的情况下，基金入股了一些民营企业项目。但出于风险考虑，增信方式上国开基金和农发基金要求当地融资平台按约定回购基金持有的民企项目股权，民营企业则再向地方融资平台回购股权。如果查阅地市一级融资平台公司的工商资料，可以发现其股东大多有农发基金或国开基金的股份。

“上一轮稳增长主要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提供资本金，但最后增加了政府隐性债务。所以这一轮稳增长直接用地方政府债券提供资本金。”某外资银行银行业分析师表示。

专项建设基金已式微。以国开行为例，2015年末其专项债券余额为0.58万亿，2017年增长至1.39万亿，不过2018年回落至1.35万亿。分析认为，这可能是部分地方政府提前回购了专项建设基金。

转型之路

记者了解到，此前国开行、农发行的棚改、水利、公路等基建类业务大多绑定政府信用，而这可能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农发行西部省份信贷部门人士表示：“项目倒也不缺，但是很难做起来。如果新增隐性债务将会被问责，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对政府类项目都比较谨慎，只做一些收益能覆盖本息的项目，但收益从何而来是个大问题。”

最近，她还接到一个任务，即了解政府开展隐性债务清理导致政策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发行与地方政府如何持续合作，包括业务在发展方式、品种、模式等方面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农发行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分行积极支持移交—运营—移交（TOT）模式贷款项目。文件称，TOT模式作为PPP项目中的一种重要模式，有利于盘活政府存量资产；支持TOT模式能帮助地方政府减轻财政负担，深化政策性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前一些金融机构也试水了若干TOT项目。农发行现在介入，是因为传统的平台业务（如棚改、水利贷款）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农发行的政府性业务大幅压缩，急需寻找新的投向和模式。

国开行也有一些探索。今年3月，国开行行长郑之杰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扩大PSL的使用范围，增加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今年7月初，浙江省发改委和浙江国开行下发的一份通知显示PSL已拓展了支持范围。

通知称，对符合“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及装备制造、生态环保、地下管廊、科技创新及研发、清洁能源、集成电路和配套产业等领域抵押补充贷款资金（PSL）运用标准的项目，给予低成本资金支持。

如果从广义基建角度来看，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铁路、公路、电力、公共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贷款余额占比接近七成。严监管下绑定政府信用明显违规，新的模式亦需探索。“这必然有阵痛。”国开行西部某省分行信贷部人士坦言。

“相对于农发、开行而言，进出口银行专注于外贸业务信贷，对政策性业务的恪守贯穿了从成立到现在的始终，方向相对明确。”沪上某券商固收首席分析师称。因为三家银行是债券市场主要的发债主体，也为债市参与者关注。

利率市场化影响

和商业银行通过存款筹集资金不一样，国开行、农发行、口行主要通过发债筹集资金。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农发行、口行应付债券余额分别为9.1万亿、4.2万亿、2.6万亿，分别约占其负债规模的61.4%、63%、66%。鉴于债市市场利率已实现市场化定价，如今贷款利率锚定LPR后，三家银行资产端也将实现市场化定价，由此资产、负债端都将率先实现市场化定价。

也有商业银行人士担心，商业银行负债端主要来源于存款，存款利率成本短期难以降下来，但国开行、口行、农发行依托国家信用在债市筹资，其成本低于存款利率。如果三家银行介入一些商业性业务，将具有明显优势。

实际上，如何准确界定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也是三家银行需要面对的争论。中部省份某地市农发行信贷人士介绍，今年首度投放了一些小微贷款，增信上主要由省担保公司担保。传统上，小微企业贷款是商业性业务，但在支持小微的大背景下，这类业务又具有了政策性的含义。那么到底如何界定？

从经营数据来看，2018年国开行实现利润1121亿，相比上年小幅收窄；农发行净利润181亿，同比微增5.8%；口行净利润则由2017年的亏损122亿转变为2018年盈利48.2亿。

“2015年外汇注资后，口行收到450亿美元外汇后保留在境外运作了。2017年人民币升值，口行从中承受了汇兑损失；2018年人民币贬值，获得汇兑收益，由此带来利润变动。”一位外资银行汇率研究主管表示。

不过他提醒，这一操作仍属正常之举，取决于观察视角。部分企业倾向于避免外汇损益出现较大变动，往往会增加套保操作。而对汇率变化导致的估值起伏接受度较高的企业，也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