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危机日趋凸显 人大代表建议打造“安全链”

从“疯牛病”到“口蹄疫”，从“禽流感”到“非洲猪瘟”，从“转基因”到“草地贪夜蛾”，生物安全危机日趋凸显。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合理、法律体系不健全、安全意识不强、科技支撑体系薄弱等问题，急需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农业生物安全从来都是生物安全工作的重点。”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今天（14日）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他介绍，目前我国农业生物安全方面缺少综合性管理机构，诸如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畜禽疫病防治等农业生物安全管理的关键、重点环节分散在农业农村部的科技教育司、畜牧兽医局、种植业管理司等部门，虽然各司其职，但未能形成统领效应，缺少合力，时有竞合，时有推诿，导致针对农业生物安全的管理难以实现效率最优。

赵皖平说，农业生物安全的法律体系不健全，不仅分散且留有较多空白，无法支撑起未来对生物安全保障的要求。虽然有《动物防疫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但各自相对独立，且存在全面性不足、系统性较差、可操作性偏低等不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地位亟待强化与提升。

在生产、实验、流通和销售环节也都存在问题。赵皖平说，仅2019年农业农村部就通报了10多起生产和实验中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违规行为处理情况，如浙江大学违规开展转基因玉米中间试验、辽宁东润种业有限公司违法生产加工转基因玉米种子等。针对“可以防治非洲猪瘟的今珠多糖注射液”没有申请兽药注册，有关企业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所开展的调查核实等。

赵皖平在此前的调研中发现，活禽市场生物安全隐患仍然存在，尤其在城市郊区以及县乡地区，活禽市场的生物安全措施几近形同虚设。此外，网络销售动物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表现出交易种类多、隐蔽性强的特征，其监管软肋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主动出击能力不够，多数时间只能是事后管理。

作为从事农业科研的专业人员，赵皖平发现，虽然我国农业生物安全技术近年不断突破，但在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方面仍然存在短板，自给率偏低，技术依赖问题突出，产业链集成配套程度低。在面对突发农业生物安全事件（典型如草地贪夜蛾）时，技术经验不足、精准防控科技支撑不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虽然我国在有关农、林、牧、渔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中含有应对外来物种的内容，但总体上看，我国在防范外来入侵物种方面缺乏法律约束、制度保障、风险评估等相关机制。

近几十年来，外来生物入侵已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和损害。孙建博说，国际上最具危险性的100种入侵物种中已有50种入侵我国。因此，从审批、防范、监测、预警和治理等多个环节加强外来生物的管理刻不容缓。

赵皖平建议，在农业农村部设立农业生物安全司，可考虑将科技教育司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畜牧兽医局的防疫处和医政与检疫监督处、种植业管理司的植保植检处、农业农村部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评审专家委员会等相关部门抽出并入农业生物安全司，发挥管理及协调职责，同时在地方设立对应机构，形成农业生物安全管理系统，并作为子系统嵌入国家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中。紧扣生产、流通、销售关键环节，打造“农业生物安全链”，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推动关键农业生物安全技术进步。

孙建博也建议，建立外来生物数据库，在方便民众查询区分的同时，通过建设科学的风险评估机制与制约手段提高科研预防的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