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报刊史料里的晚清：猎奇、政要绯闻和遗失的历史

尽管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视，西方新闻媒体里记录的晚清中国，在尘封百年后还是以系列丛书的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呈现出来。

6年前，31岁的赵省伟以编辑身份出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无意中促使了“西洋镜”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问世。截至目前，“西洋镜”系列出版了18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出版了8本，涉及晚清中国社会风貌、甲午战争、庚子事件、服饰、建筑、权臣李鸿章、民国名流等各方面内容。

“读者对教科书之外相对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很好奇，外国人的报纸有个习惯，就是比较重细节，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载中恰恰最缺的一块。”赵省伟这样解释这两套丛书受到读者持续欢迎的原因。其中最新的一本，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这也是200多年后，法国国务秘书伯丁收藏的上百幅中国主题彩色版画首次在国内出版。而继去年大热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之后，赵省伟的另一部“重头戏”《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慈禧》也将在今年出版。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年1月版

外国人的身份优势

自19世纪中后期起，西方人开始用新闻图片记录重大事件。当时的西洋报刊上，大量使用版画，反映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很受读者欢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进一步开放通商港口，更多西方记者、摄影师、建筑师、医生、商人等来到中国。他们有先天的身份优势，谁会拍照或者画画，就能出入王公府邸，为皇亲贵胄、权臣名流留影。这些画像大多以新闻图片或版画的形式发表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上。

恭亲王奕䜣的第一张照片，是1860年与英法谈判签订《北京条约》期间，由英军随军摄影师、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拍摄的。1904年，清政府送往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参展的慈禧画像，则是由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所画。卡尔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与慈禧太后关系好，就推荐她进宫画像。

溥仪是清朝留下照片最多的皇帝，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不仅为他拍了大量生活照，还在溥仪和婉容的陪同下，在紫禁城内拍摄，是第一位获准这么做的外国人。赵省伟说，喜仁龙能见到“真龙天子”的原因同样简单：1921年，他选了些自己在中国各地拍的照片寄给溥仪的弟弟溥杰。溥杰一看拍得不错，就寄给同为摄影发烧友的溥仪。于是喜仁龙就扛着照相机进了紫禁城，还在西方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摄影作品《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

“当时的西方记者其实也是普通人。”赵省伟说，但记者们要想采访清朝上层人物并不难。1892~1894年间，英、法、美等国的驻华记者都对李鸿章做了深度采访。从《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中收集的报道资料可以看到，李鸿章除了对记者的提问应答尽答，还与他们随意聊天。任北洋大臣时，李鸿章经常举办舞会、宴会，西方驻华记者、大使、商人甚至他们的家眷都会受邀参加。

相比之下，中国平民完全没机会见到恭亲王、慈禧太后或是溥仪。就算小有名气的人，要想见到李鸿章这样的当朝红人也非常难。一个例子是，1894年，孙中山由广州经上海北上抵达天津，上书李鸿章。当时虽有友人力助，整个过程也是大费周折，而且上书后石沉大海，无奈之下，孙中山才远赴美国檀香山组织成立兴中会。

早期对中国满是猎奇

18、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工业化体系。但彼时的中国，完全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男人拖长辫、女人缠小脚，可以想象，东西方在最初接触时，经历过怎样一番激烈碰撞。“西方报纸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中产阶级喜欢猎奇，所以19世纪40~60年代西方人初进中国时，报纸上对中国的猎奇心态也非常重。”赵省伟说，法国《小日报》是当时世界上最出名的讽刺画报，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里面关于中国的描述都很夸张，“根本不关注真实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期西方人镜头下的中国，显然也经过刻意筛选：侏儒、小脚、棺材、中国人第一次穿西服、砍头、凌迟……赵省伟说，直到清末，很多西方人都还热衷于拍中国的砍头场面。《西洋镜：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1846—1885》中，有一张凌迟的版画。囚犯被双手向后绑在一截木桩上，身边围着五个刽子手，有的一手拿刀一手用钩子剔右腿上的肉，有的用镊子直接撕开左腿。画风细腻写实，视觉效果震撼，囚犯生不如死、痛苦挣扎的表情跃然纸上。

不过，西方人也承认，中国虽然落后，但人们活得比较安详，很像现代化之前的西方。19世纪中期，英国为了向国人介绍大清“异域”，出版过《中华帝国图景》一书。画家阿罗姆尽管没到过中国，所画的人物和景色也有想象成分，但他通过翔实考据，还是大致反映出了中国当时的风貌，尤其是战火没波及的地方，古老的景色和生活方式依然在继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玩牌的贵妇、行走的游医、背篓的儿童……2018年，《中华帝国图景》被更名为《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出版，不少中国读者认为，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大清帝国最后的体面”。

赵省伟说，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心态从1891年“长江教案”后开始改变。当时长江中下游多个城市相继发生了禁毁教堂、驱逐教士事件，有些地方还攻打领事馆，有外国人被杀和绑架，“他们才意识到中国人有野蛮的地方，视角开始变化”。

1900年的庚子事变，西方媒体都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赵省伟发现，到了1901年下半年，报纸上就再也没有与中国相关的新闻了，纷纷转而报道发生在南非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这说明西方人根本没那么关注我们，看我们的视角不一样。”赵省伟说，当时中国还以大清帝国自居，但对大英帝国来说，中国只是一个东方国家，地位甚至比印度、美洲还要低。

“政要绯闻”和丑化

赵省伟提醒，西方记录者不是人人都像喜仁龙那样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对这些记录尤其要学会甄别。

他在为《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收集资料时就发现，西方媒体上写的李鸿章，有些完全不足信。爆料者其实就是来中国旅行的西方人，跟着别人到李府转了一下，见过一面李鸿章，听了那么几句评论，回到美国就把“见闻”讲给记者听。“当时李鸿章就是流量，是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名人的丑闻也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纽约很多小报尤其爱写李鸿章与慈禧的绯闻。”

刚开始看到大洋彼岸写的政要绯闻，赵省伟觉得荒谬、好笑。类似八卦看多了以后，他发现，从西方人记载的李鸿章形象中能琢磨出他们的视角出发点。“记录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那样，都带有政治目的，跟政治勾连其实比较少。中国只有当红人物才被关心，外国市民也是很实在的。”刊登李鸿章的“绯闻”，实际达到了“多赢”目的——爆料者赚到了稿酬，报纸提高了销量，老百姓又看到了名人八卦。

当然，有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充满傲慢和偏见。英国的《笨拙》就发表过很多此类内容，这方面的版画赵省伟收藏了100多张。不过作为世界上第一份讽刺画报，《笨拙》不仅对中国如此，对自家政客挖苦起来同样毫不客气。

从《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中可以看到，法国《小日报》登过一幅名为《清朝太后殿下》的讽刺版画，戴着老花眼镜的慈禧虽在打瞌睡，但右手持扇左手拿刀。同样，法国《笑报》上登过一幅名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漫画，李鸿章被画成有着夸张的细眼和大脸。

赵省伟分析，当时西方媒体的中国的报道偏差，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分歧，更多是利益因素作祟。法国一些媒体乐此不疲，是因为中法战争中法国被打败，直接导致内阁倒台。另外，清政府当时在欧洲购买武器，先找德国后找英国，偏偏就是没向法国采购，自然没有利益输送，“所以当时法国在西方国家里是比较恨中国政府和慈禧的，抹黑也更厉害”。

不过赵省伟说，这些关于中国的内容主要是在小报上刊登，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还算客观。即便是庚子年间清政府与西方交恶，报纸上依然不乏理性的声音，认为只有李鸿章才能帮助恢复大清帝国的秩序，进而帮他们维护在华利益。李鸿章去世后，包括法国主流媒体在内，都用很大篇幅刊登了讣闻，并对他一生功过进行评价。

消失的历史细节

几年前，有人想研究早期中国大使在西方的生活情况，查遍所有中文书籍，都没有找到记录。后来，赵省伟提供了法国人出版的版画，里面有好多相关场景，研究才得以进行下去。

“这些资料是非常珍贵的。”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赵省伟说，史学界以往对画报并不是特别重视，更重视年谱、书信等正统史料，实际上影像资料同样有史料价值。“当时西方人虽然带着猎奇心理或偏见记录中国，但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他们重细节，而这些细微的地方在我们的正史里被毁掉了，或者就没注意到。”

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一路都有西方记者跟随，记录下大量历史细节，包括他带的衙役、厨师、剃头匠，晚餐食物、说话时的表情等。“这些内容在之前的中文材料里很少能看到。”把这些报道全部整理出来，就能勾勒出李鸿章在国外较为完整的情况，“他不是很多人骂的卖国贼，而是处处维护中国国家形象”。

《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版

同样，《伦敦新闻画报》的一些报道，也能颠覆清末中国“与世隔绝”的刻板印象。有一则报道记载，1851年8月，一个名叫钟阿泰的绅士，和两位妻妾、小姨子以及一位女仆，受英国女王的邀请进入奥斯本宫。“钟阿泰先生的小妾有幸为女王表演了歌咏节目。钟阿泰的正妻则向女王赠送了一张由比尔德先生用达盖尔银版法为这个有趣家庭所拍摄的全家福照片。那位小妾还送给公主一双非常漂亮的绣花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评论说，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海外报刊资料不太重视，总以为新闻记者只是事件的外围观察者，他们并不切实知道历史真相，很大一部分报道往往是根据谣传，捕风捉影、夸大事实。但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外部观察，特别是对社会、风情、民意的体验，又往往超越冷冰冰的档案，显得更具生活气息，这正是新闻报道所特有的重要价值之一。马勇举例说，在《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中，通过西方记者拍摄的大沽口、旅顺、威海卫海军基地的现场细节图片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在武器上并非绝对不如他国，“战场上的失败其实另有原因”。

挖掘不尽的出版“富矿”

赵省伟开始主编“西洋镜”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2014年，他在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做编辑，经手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出版。这本书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沈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遍访哈佛、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晚清珍贵图片和新闻报道而编成。

在此之前，全面整理海外史料的书籍大都是国家资助项目，书出来后市场表现也很一般。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一书使用了上百张新闻插图，从他者的角度呈现出西方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状况，给中国读者全新的视觉冲击，评价和市场反响都很好。

次年，赵省伟又编辑出版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其中的上百幅彩色石印版画涉及甲午战争、慈禧太后和光绪病亡出殡等国内未曾一见的图片。

这两本书所搜集的，只是海外报刊资料中的冰山一角，只是之前从来没人系统整理出版。看到商机的赵省伟决定从出版社跳槽出来，自己成立工作室单做。

“当时还是比较仓促。”多年后回忆起辞职，赵省伟说，真正主编起“西洋镜”和“消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才发现困难重重。与普通图书不同，这两个系列的丛书插图动辄上百张，出版成本非常高。编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时，北京有位藏家手上有70份精美的《小日报》，但开价10万元，赵省伟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作罢。后来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一位藏家以更低的价格买下版权，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幸运的是这本书同样证明了赵省伟的眼光，销量达两万多册，及时缓解了创业初期资金紧缺的局面。

随着史料收集范围不断扩大，除了英语、法语，赵省伟在德语、瑞典语的报刊资料中也找到很多关于晚清的内容。既要在这些语种里找到适合的翻译，又要把外文记载中史实不准确之处逐一校订，对翻译的要求可想而知。很多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团队的编辑只好亲自上阵，出版时间一拖再拖。

这些年赵省伟也一直试图在市场化与高品质的图书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从印刷到编撰都走过很多弯路。他说，促使自己一步步走下来的最大动力，是资料积累中的收获。“刚开始很多人认为，这套丛书做五年十年，读者就会有审美疲劳，金矿有挖掘殆尽的一天。但随着收集的不断增加，我发现是巨大的富矿，出上千套都没问题。”

赵省伟打比方说，这和玩收藏很像，会让人上瘾，“收集资料、出版是很享受的事情，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