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新基建正途何在？不要浪费这一场危机

“偷梁换柱”？

新基建是最近的热词。关键在新。总觉得有些打着“新基建”旗号的“基建”，打着“补医疗短板”旗号的“医疗新基建”，有点不大对劲。

几十万亿新基建中，有多少资金将会投到大疫过后急需补血的医疗领域？国泰君安的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在29省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占比41%，是重头戏；

房地产、土储（广场、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等）占比20%左右，在其次。

以上都算是老基建。

正宗的、中央提的新基建（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质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亿，占比只有0.5%。

在疫情之下，人们关注的医疗卫生，只有3000亿左右的项目，占比1.7%。

看完这些数据，深受疫情之苦的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些失望。

如果这就是新基建，我们可能就浪费了眼下这一场危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7.07%，而美国、日本、新加坡的占比分别为24.44%、19.80%、13.47%。医疗资源不足与配置失衡（主要是城乡差距）是亟待弥补的两大短板。

但从目前的新基建投向看，并没有在补短板上用力。

方舱医院虽已关闭，患者正在兴高采烈地出院，但我们不要忘了，很多非新冠肺炎的患者刚刚开始入院治疗，他们可能是心脏病、癌症或糖尿病患者，等等。由于医疗资源有限，顾此失彼，有些老人在疫情期间得不到及时救治，已然逝去。

新冠病毒的袭击，让武汉的医疗卫生系统遭遇了接近崩溃的压力，需要全国支援。身在武汉之外的人，也会深深担忧各地的医疗系统是否脆弱。脆弱的原因在于医疗系统供给不足、投入不足。武汉是省会城市尚且如此，谈何其他三四五线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如果新基建的钱能在大疫之后，狠劲投入医疗体系，将是件因祸得福的好事。

千万不要让疫情成为刺激GDP的借口，甚至成为资本的狂欢。

正本清源

什么是医疗新基建？必须要问患者和医生。

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该如何完善》一文中，笔者列出了医疗投入不足的惨痛事实：

全国公立医院获得的政府投入补助只有2705亿，而一个市的地铁规划就1000亿，上市公司拿的政府补贴也有1500亿。

医生待遇的提高要靠公立医院赚钱解决，医生正在流失。疫情过后，到底是有更多的人学医，还是更多的人辞职，这是个严峻而未知的问题。

医疗设备投入需要医院自行解决，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需要审批，很多医院财务困难、没钱。医保基金如履薄冰。

民众很难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供给，民营资本对公共属性的医疗投入谨慎。

大疫之后，急需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加大投入，带头投入。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这些医疗基础设施包括：

人员。支持医学院和护士学院建设，培养高素质医护人员。

医院。支持高水平医院建设，重新思考原来限制大型公立医院发展的思路是否合理。有媒体报道，多地在2003年SARS后建设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改作他用，唯有上海2004年建立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仍旧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全国可能要建很多应急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设备。政府投入资金完善各级医院的医疗设备配备，包括床位和防护服、救治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

待遇。大幅提升医疗服务价格，以完成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转移支付”，扭转医生不想当医生的局面。

机制。财政预算向医疗倾斜，给医保基金更有利支持，放水养鱼支持创新药物和器械研发、支持医药企业发展，而不是一味控制医疗费用。

为了完善这些方面，使用旧手段还是新手段并不重要，旧基建还是新基建也不重要。如果互联网医院有效，就用互联网医院，如果郑州1万张床位的全国最大医院扩到2万张床还能管好，就让它扩到2万张。大不了再分拆。

向病人和医生调研

当然，多年隐患，难以一日肃清。

医疗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错综复杂，公共和市场之争由来已久，医疗领域的改革和政策制定非常复杂。笔者对近年来的医疗改革的系统性、方向、力度，总体非常认可，可以看到决策层的用心和用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疫情大考暴露了一些此前的医改没有足够重视解决的问题：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以及满足医护和患者的最本质的人性需求。

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是比防范经济风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更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医疗系统性风险可以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经济风险。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在为医疗系统性风险买单。全球经济可能因此而进入衰退。

医疗系统性风险引发的损失以万亿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充分考虑系统性医疗风险，决定取舍，且必须有取舍。我们需要适度的医疗资源冗余，这些冗余的钱并不多，值得花。

笔者建议在制定医疗新政策和新基建之前，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向一线临床医务工作者调研，向病人调研，了解他们的最本质的人性需求。调研要充分设计、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手段，真正听到能看到“炮火”的人的心声。

不是要排斥刺激经济，为了尽快抵消疫情给经济和民生保障带来的下行风险，刺激经济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戴着民生的帽子，去刺激所谓的老基建。我们都很清楚，老基建刺激GDP增长的红利已经越来越少，边际产出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且这种红利有多少能真正落到普通大众身上？

股市经济学家要兼顾公共利益

对各大券商投行的经济学家，我更愿意把他们称为股市经济学家。

他们的客户主要是股市投资者（还有债市投资者），他们的KPI目标是其研究有多少被股市验证。股市经济学家可以大喊新基建，且是偷梁换柱地喊，投资者认了，股价涨了，经济学家就完成任务了。

不管是4万亿还是新基建，我相信会有相当多的投资，用各种名义和幌子投到了旧基建。

戴个新的帽子，什么行业都能成新基建。造纸箱的都说自己是5G行业，因为是5G专用纸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国泰君安的数据指的是已报的项目，这些项目大部分是疫情之前就上报的。疫情发生后，这些项目的需求并不会比之前扩大很多倍。比如公路铁路投资力度，是由人口特征和流动性决定的。这时，如果改计划、硬上很多基建项目，后果必然是新一轮产能过剩。而真正需要的“新基建”，却没有资源投入。

这次，我们碰到的是医疗卫生的公共问题，需要更多的公共经济学家发出声音。

现在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而非解决股市上涨的问题。需要经济刺激，但不需要打着疫情的旗帜刺激GDP。

事实上，医疗本身的投入可以拉动GDP。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6.6%，而美国是17.8%。中国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排名仅在全球第60位。真的把14亿人的医疗问题解决好了，对GDP的带动作用难以估计。

直面核心问题，可以“惊喜地”获得经济增长的善果；为了拉动GDP，浪费这次的危机，结下的会是下一次的恶果。

初心最重要。

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早晚会成病人，病人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

（作者系领复资本创始人、注册金融分析师（CFA）、金融市场专家、风险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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