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大变局：由北高南低到东高西低 中西部发展空间很大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北高南低到东高西低的转变，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北高南低到东高西低

在日前于清华大学举行的第四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与实践论坛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过程，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影响，城镇化格局发生了从“北高南低”到东高西低的转变。中国省市区间的城镇化差异趋于缩小。

从空间格局来看，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城镇化都呈现北高南低的格局。第一财经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我国城区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共18座，其中北方地区有12座，占2/3。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给第一财经分析，计划经济时期，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这些地方的工业化水平更高，铁路交通更发达，城镇化率也更高，大城市也是北方居多。

来自福建安溪的谢先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辽宁锦州等地从事卫浴生意，他说，当时东北的辽宁等地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福建还大部分都是农村和农民，“那时候东北的生活水平比福建高很多”。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特区逐步设立，沿海城市、三个“三角”地区、海南岛和上海浦东陆续开放，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放松，东南沿海城市开始崛起。不过由于原有的基础等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东北地区仍是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一直到2009年，东部沿海的城镇化率才超越东北地区。

数据显示，2008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城镇化率分别为60%、52.21%和55.4%，均大幅高于45.68%的全国平均水平。彼时东部沿海地区的浙江为57.6%，低于辽宁；江苏为54.3%，低于黑龙江；福建仅有49.9%，与东北三省都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几个发达省份中，仅广东达到了63.4%，高于东北各省。

但到2018年，浙江和江苏的城镇化率都已超过辽宁，接近70%，福建也达到了65.8%，超过了吉林和黑龙江。相比同时期全国13.9%的提高幅度，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提高幅度分别只有8.1%、4.32%和4.7%，大幅低于全国。吉林2018年城镇化率更是低于全国的水平。

表1：近十年来东北三省与东部沿海部分省份城镇化率变化

（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各地统计公布及公开资料整理）

这里面的一个因素在于东北地区原有的城镇化率较高，近年来城镇化的步伐逐渐放缓。另一方面，也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区域发展的分化有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在会上分析，城市的发展分化，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中国的各个省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间有两个大的链条。一个链条就是出口拉动的，像珠三角、长三角为主的是出口拉动。还有一个链条，基本上是北方省份为主的重工业在国内的价值链，基本以东北、华北、西北作为主要参与者。因此在不同的城市，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可能就会因为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产业链上，而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尤其是，东北地区以基础工业部门为主，近年来对基础工业产品的需求减弱，东北的经济增速也出现明显放缓，部分人口外流。

（大连城市一角。林小昭/摄）

从大的格局上看，2009年东部沿海城镇化率超越东北后，我国城镇化率格局已由北高南低转向东高西低，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逐渐接近成熟水平的同时，中西部很多地区仍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尤其是2008年后东部沿海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大幅加快，城镇化率也大幅提高。

李国平分析，未来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还会持续领先，东北则是在缓慢上升。但中西部地区中，中部地区增速非常快，预计到 2026年前后，中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会超过东北。当前，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合肥的发展势头都很好。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率接近70%，我国的城镇化整体将进入到一个减速的阶段，城镇化正进入到下半场。但即便如此，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未来新增城镇人口仍有至少两三亿的增长空间。

实际上，从增量上看，当前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空间。比如西南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由于山地多平地少，教育发展比较滞后，工业化起步较晚，因此这些地方的城镇化率都比较低。未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地方的城镇化也将大幅增长。

以贵州为例，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应伟在会上说，贵州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贵州现在只有47.5%，离70%还差得很远。在贵州来说，城镇化的下半场既有量的扩张，同时又有质的提升，两者是并重的。

表2：2018年各省城镇化率

大城市的郊区化、多中心化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入到下半场，城镇化空间演变上，不仅体现在农村人口进城、城镇化率的提高上，也体现在城市的结构方面，即中小城市的人口逐渐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集聚，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愈发明显。包括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发展势头强劲。未来在大城市人口集聚的同时，也有很多中小城市的人口会减少、收缩。

未来，大城市集聚人口、支撑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决定》称，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

李国平分析，大城市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挡都挡不住，大城市会越来越大，但关键是我们要优化好城市布局。因为大都市圈内核心城市普遍受到大城市病问题的困扰。因此需要建立多中心、网络化的大都市结构，形成若干中心来分散单中心。在享有集聚经济效益的同时，避免单中心模式所带来的大城市病等问题。

他说，随着城镇化进入后半场，将面临过疏和过密的双重挑战(部分中小城市收缩、丧失经济竞争力以及大城市的“大城市病”)，解决大都市病问题需要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原有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新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来替代。

也就是说，在人口向大城市、中心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增加的同时，大城市的人口也在郊区化、多中心化，未来在大城市内部，郊区、外围人口增加会更多，尤其是随着市域铁路、快轨的发展，郊区的人口增幅会超过市区人口增加的速度。